【新闻事件】

　　2006年4月，北京律师周泽接受委托，为嫌疑人任世伟提供法律帮助，并在审查起诉后担任任世伟的辩护律师。然而，从任世伟2006年4月5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直至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周泽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往返沈阳数次，终无法得见当事人。今年3月22日，周泽向沈阳市皇姑区法院递交行政诉状。法院在当天以“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详细

【新闻短评】

    类似周泽律师这样的遭遇，绝大多数刑辩律师可能都经历过。他们不但为“会见难”所困扰，更为自己合法的执业权利被侵犯而又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而倍觉无奈。律师的作用在于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律师的执业权益无法得到维护，很难期待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职能。

　  运用诉讼寻求救济，确是维护权利的一个有效渠道。周泽律师也选择了向沈阳市中级法院上诉，理由仍是当地公安机关侵害了他的会见权。但对公安机关拒不同意律师会见嫌疑人的行为性质，各地法院分歧很大。在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里，这是无法回避的尴尬。在我们看来，最高法院有义务也有责任通过完善司法解释，或编制指导性案例，避免各地法院对法律的理解不一。否则，即便周泽通过上诉赢得了这场官司，也只是个案的胜利。因为诉讼的漫长，胜诉对于律师所代理的刑事案件而言，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只能确认侦查机关的违法，并让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已。

　　除此之外，也应在立法上完善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程序性制裁。比如在《刑事诉讼法》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侵犯律师会见权所获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非法限制或剥夺律师会见权的，作为诉讼程序违法的具体情形，应构成重审的理由；看守所作为最重要的会见场所，应与公安机关脱钩。侦查权和羁押权同时赋予公安机关，在制度上为侦查人员剥夺律师会见权提供了方便。若将看守所设置于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之下，至少可在程序上建立一道监督制约机制，从而更好地防止律师会见权被侵害。

其他链接：律师告辽宁公安厅侵害会见权 刑诉法有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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