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纪念：北京大学教授刑法学家周密逝世
周密同志原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1923年7月26日。1948年9月年参加革命，195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从原中原大学毕业后参军，后转业地方，曾担任广西省宜山县（现宜州市）人民法院院长等职。自1953年起，周密同志进入法学教育领域工作，历任北京大学教员、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88年11月退休。
周密同志对我国刑法学、证据学、犯罪学，尤其是中国刑法史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基础性贡献。
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有：
1. 关于刑法思想。主要有三点：一为犯罪的概念。他认为犯罪是一切危害社会的、具有行为人主观意识的，应当受到刑罚惩处的违反刑法的行为。二为犯罪构成的理论，应包括动态的定量分析达到静态的定性分析，以认定犯罪。三为认定犯罪的操作进程，可从社会行为的六性即客观性、及物性、危害性、主观意识性、违法性、应受惩罚性着手逐一进行审查分析，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2. 关于中国刑法史学思想。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犯罪观认为：犯罪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绝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社会上出现了私有财产和人们思想伴生出私有观念，犯罪现象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当社会发展到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们思想觉悟极大提高，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犯罪这种社会现象就必须会自然消亡。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历史规律的，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也是有章可循的。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是经由五个不同阶段，依次嬗变至今的。其方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末期实行的是以刑弼教的德治；第二阶段是奴隶制社会实际的是法不成文的礼治；第三阶段是封建制社会实行的是寓礼于刑的法治；第四阶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行的是西形、中质的刑治；第五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法、人结合的法制。
3. 关于犯罪学思想。他认为，犯罪学以研究犯罪产生的根源和原因为核心，故而有称其为犯罪原因学，但社会主义犯罪学不仅以犯罪原因的研究为限，而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各种对策，防患于未然，实现社会大治；犯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和原因尤为复杂，它是由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多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
4. 关于刑事诉讼法学思想。他认为，刑事诉讼法学所追逐的中心目的是司法公正、公平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正当权利。刑事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故应重视对其诉讼权利的保护；而刑事被害人则处于诉因的被害地位。前者是加害人，后者则是被害人。两者相比较，对于被害人则应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关注。然而在立法、司法，乃至刑诉法学的研究中则情况相反，现行刑诉法虽有改进，但仍不尽如人意。
5. 关于刑事证据学思想。他认为，在立法、司法和科学研究上没有给予旁证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注意，不利于刑事侦查、预审、批捕，起诉和审判。因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取得，往往是很不容易的，而旁证只要给予足够的注意是“俯拾即是”的。我国《唐律》和英国刑诉法都有此明确规定，应当补缺，以防止被告人的无证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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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同志对我国刑法学、证据学、犯罪学，尤其是中国刑法史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基础性贡献。
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有：
1. 关于刑法思想。主要有三点：一为犯罪的概念。他认为犯罪是一切危害社会的、具有行为人主观意识的，应当受到刑罚惩处的违反刑法的行为。二为犯罪构成的理论，应包括动态的定量分析达到静态的定性分析，以认定犯罪。三为认定犯罪的操作进程，可从社会行为的六性即客观性、及物性、危害性、主观意识性、违法性、应受惩罚性着手逐一进行审查分析，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2. 关于中国刑法史学思想。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犯罪观认为：犯罪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绝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社会上出现了私有财产和人们思想伴生出私有观念，犯罪现象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当社会发展到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们思想觉悟极大提高，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犯罪这种社会现象就必须会自然消亡。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历史规律的，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也是有章可循的。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是经由五个不同阶段，依次嬗变至今的。其方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末期实行的是以刑弼教的德治；第二阶段是奴隶制社会实际的是法不成文的礼治；第三阶段是封建制社会实行的是寓礼于刑的法治；第四阶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行的是西形、中质的刑治；第五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法、人结合的法制。
3. 关于犯罪学思想。他认为，犯罪学以研究犯罪产生的根源和原因为核心，故而有称其为犯罪原因学，但社会主义犯罪学不仅以犯罪原因的研究为限，而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各种对策，防患于未然，实现社会大治；犯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和原因尤为复杂，它是由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多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
4. 关于刑事诉讼法学思想。他认为，刑事诉讼法学所追逐的中心目的是司法公正、公平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正当权利。刑事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故应重视对其诉讼权利的保护；而刑事被害人则处于诉因的被害地位。前者是加害人，后者则是被害人。两者相比较，对于被害人则应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关注。然而在立法、司法，乃至刑诉法学的研究中则情况相反，现行刑诉法虽有改进，但仍不尽如人意。
5. 关于刑事证据学思想。他认为，在立法、司法和科学研究上没有给予旁证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注意，不利于刑事侦查、预审、批捕，起诉和审判。因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取得，往往是很不容易的，而旁证只要给予足够的注意是“俯拾即是”的。我国《唐律》和英国刑诉法都有此明确规定，应当补缺，以防止被告人的无证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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