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未禁止即可为”突破了公权界限
 
  
　　政府官员向来不会缺少自我扩权的冲动，问题不在于我们对权力的约束过多，而在于有效的权力制衡太少　　

舒圣祥

　　仇和主政昆明以来，新闻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在14日召开的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动员大家要把握发展大势，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4月15日《生活新报》)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是仇和认为昆明当前特别需要冲破的“六个思想障碍”之一。应该说，在“解放思想”的大语境下来考察这句话，问题似乎并不大，“解放思想”的内涵之一本身就是不能让官员做什么事情都畏首畏尾嘛。官僚体制意义上，“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固然需要破除，但在“治权民授”的意义上，“没有明令禁止”的有些东西却是政府官员行事必须有所顾忌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的最大区别。即：私权利本来是完整的，只能被明确的法律限制或者剥夺，也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公权力本来是没有的，必须经过法律授权，方能在限定的范围内以限定的方式行使，也就是“法无授权不可行”。因此，官员的行事准则应该是“法无授权不可行”，而不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基于此，“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这样的准则，适合于民众，却不适合于官员。

　　我们知道，政府官员向来不会缺少自我扩权的冲动，问题不在于我们对权力的约束过多，而在于有效的权力制衡太少。将官员思想僵化归因于约束过多，恐怕并不很符合实际。“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所欲解决的问题是官员“不能想、不能干”，而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一些官员“不愿想、不愿干”———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如今一些官员之所以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其实并不是权力制衡的结果，而恰恰是权力制衡失效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表现出“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往往不是为了更好实现民众利益，而是为了更好保住或增加自身私利；相反，民众要求革新的声音始终强大，他们不喜欢那些为了自身官帽而思想僵化的官员，只无奈于不能用选票表达好恶罢了。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所传递给官员的那种“行事可以无所顾忌”的思想信号，假使用到民众愿意看见的好的地方，效果固然很好，但一旦用到民众不愿看见的坏的地方，坏处恐会被放大到无以复加。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历史一再证明，官员的个人道德是靠不住的，正如杰斐逊所言：“法治社会的预设就是对掌权者的不信任”。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完善的制度设计来制衡权力。而且，对权力的制约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多越好。因此，对于官员而言，一个必要的行政理念应该是“法无授权不可行”，而不能是“法未禁止即可为”。至于官员“不愿干、不想干”的真问题，恐怕绝不是靠对官员高度放权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