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从卫生局长说“中国看病最不贵”说起

　　近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在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言论着实起到了“语惊四座”的作用。大凡语惊四座者，多半遵循两个规律：要么正确、精彩且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要么有些荒谬、有些离谱且充分发挥出“舆论靶子”的效用。果不其然，此言一出，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广州市有这么一位卫生局副局长了。

　　由此联想到2006年的一则也是官员说看病问题的新闻：南京市一位副市长感叹说，商业贿赂在某些领域、部门、行业表现比较突出，他特别举了自己的切身经历为例，“现在都在喊看病贵，为什么药价到老百姓手里就翻了几番！拿我自己来说，几年前在镇江看个感冒就花了4000多！” 舆论当时也是一片哗然。

　　同是较高级别的官员，同是说看病问题，一个说贵，一个说最不难最不贵，何以如此？所谓“侧看成岭横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所站立场、角度有别，从同一事物中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按说这既不违反自然科学常识，也不违背思维科学规律。不过，有些事无法做到“移步换形”，例如被列为“三大民生问题”之一的“看病贵”问题。看病是一个包括挂号、医生诊断、仪器检查、打针服药动手术等在内的系列过程，假如把挂号费单摘出来说在中国看病最便宜，难免太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排除“近水楼台”的卫生局长看病或许比一般人更容易、更便宜的因素，这位局长出此言论，其说话的角度或意图值得我们关注。

　　所谓“卖什么的吆喝什么”。各行各业，人们一般都会从自己角度说话，而角度背后往往是利益。例如，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房地产大亨就常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一下说房价要涨，一下说要跌；一下说房子太贵，一下又说不贵。其实说说也无妨，因为他此时说话的身份是商人，公众自有一定的辨析力。然而，官员是个例外：职业的特殊性、使命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放眼天下、胸怀民生，凡事必须坚持从全局的、客观的、公正的角度上说话。尽管其所说“在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主要指社区医院，但把群众不愿到社会医院看病与“价值观念有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还是犯了逻辑性和常识性的错误。社区医院的发展与百姓热衷于来此治小病，不应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存在决定意识，正是由于目前社区医院落后、薄弱、不规范的现状，百姓才不愿去那里看病。至于社区医疗现状如何改善，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因为社区医疗的本质属性是公共事业、是社会福利，不能用商业思维看待它的发展和进步。

　　不仅有正式官员头衔的人应具备强烈的“天下苍生”意识，应始终坚持从全局、客观、公正的角度说话，实际上肩负“准官员”使命和具有类似行为效力的人，按说也不该例外。另据报道：在广州市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上，企业界委员表现出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的不满，甚至将讨论会开成了声讨批判会。道理很简单，《劳动合同法》点中的，正好是他们利益的命门。不是说企业家不能站在自己角度说话，而一旦以政协委员“名头”出现并说话时，其身份形象就应及时攀升到“天下苍生”的道德境界，其“语感”就应立马转移到以超脱、客观、公正为宗旨的“语境”。至于某些专家学者，当他们参与公共决策时，当他们干预和影响公众舆论时，当他们以权威身份对重大项目或医疗事故作出评估和鉴定时，同样也应注意自己说话的角度，也不能忘记上述原则。如今，官员思想进一步解放，表达个性的欲望增强，提倡说真话甚至容忍说错话逐成风气。然而，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必须建立起来，那就是：说真话一定要尊重客观和坚持实事求是，而官员眼中的客观和事实必须是全局，是天下苍生，要与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官员被容忍的错话不是不假调查研究的信口胡说，更不是站在非民生、非公正立场上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肆无忌惮的表达。官员在说话时要想找到正确的、无可挑剔的角度，就必须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不仅是一个能力或技术的问题，更是价值观和思想感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