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念能吃苦同情弱者 疾恶如仇有社会责任感捍卫法律尊严

 
法制新闻人物候选人眼中的法制记者  

   　编者按

　　第八个中国记者节来了。
　　过去的七年里，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民主法制报道的媒体———《法制日报》的记者，年年都要和同行———法制记者们作一番心灵的沟通。今年又聊些什么呢？
　　同行会有同感，做好法制报道不容易，那一篇篇佳作是用汗水、用鲜血、用生命书写而成的。在记者节到来之时，我们曾想用些文字对法制记者作个评价，却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巧得很，昨日本报刊发了今年的“法制新闻人物”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候选人都或多或少接触过法制记者，我们随意找到几位，请他们给法制记者作个评价，他们的评价或许不那么苍白，或许要鲜活几分。

这些记者都有一种信念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警官陈艳芳，多年来一直在派出所工作，整天跟辖区的百姓打交道，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警察闺女”。从警之后，陈艳芳一直在思索和践行着“责任”这两个字的含义。记者节来临之际，她动情地说：“我从记者身上也感觉到了这两个字的分量，我时常在感动中接受记者的采访。”

法制网记者 邓红阳

　　学生时代的陈艳芳没有接触过记者，也从来没想过会与记者交上朋友。“尽管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习惯了‘秀才不出门，知晓天下事’的生活方式，但对新闻记者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时，我感觉记者是很风光的。后来，和记者接触多了，我才知道这是个清苦的职业，需要一种信念来支撑。这种信念就是社会责任感。”

　　报道角度是一种理解

　　“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人，但记者笔下的报道却是不一样的，他们会从不同角度来报道。”陈艳芳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次，她所在的派出所在辖区开展“追逃”专项斗争，抓获了一个涉嫌故意伤害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不少记者闻讯前来采访。稿件见报后，有的写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如何形成的，有的写的是如何避免发生类似的案件。
　　陈艳芳印象最深的是一名法制记者对此案的报道角度。
　　这名记者没有就案情说案情，而是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写的是民警每天吃住在派出所，为维护社会治安努力工作着的情形。看了这篇报道后不少民警说：“没想到记者这么理解我们一线民警，就像是我们的同行。”
　　再次见到这名记者时，陈艳芳把民警的感受告诉了他。这名记者笑着说：“我是一名法制记者，我一直把自己当作‘编外民警’来看，常常被民警的敬业精神所感动。表面上看，就是一个案件侦破了，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其中的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陈艳芳说，记者的一番话让她产生了共鸣，她被法制记者的这种敬业精神所打动，更加深刻领会了“敏锐、敬业、刚正”这六个字的含义。

　　社会责任感令人感叹

　　随着被采访次数的增多，陈艳芳的记者朋友也多了起来，对记者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作为政法战线的一员，她对法制记者有一种特有的亲近感。
　　“常和我打交道的法制记者，不仅精通新闻业务，懂政策、懂法律，而且心细如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写出的新闻作品往往给人以启发。”
　　一次，一位记者随民警侦办一起案件，连续几天晚上在发案地伏击守候，他都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最终案件侦破，几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个记者惊呆了，半晌才说，‘我们有责任帮助、教育这些孩子’。”陈艳芳说，后来，民警把孩子的家长找来，谈孩子的教育问题。望着连声道谢的孩子家长，她和那位记者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记者和警察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而对于曾经多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我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受。”陈艳芳动情地说，“记者，特别是法制记者，和我们民警的职业有许多相似和相通的地方：记者要客观、真实地记录、观察整个社会，推进社会的进步、文明；民警要严格依法办案，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记者是一个没有节假日的职业，甚至也可以说是充满危险的职业；我们民警加班加点是常事，带病工作是常态，受到恐吓、甚至付出生命的事时常发生。所以说，记者与我们民警同样是最敬业、最讲奉献、最有责任感的一个团体。”　

一声“三哥”让我觉得亲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四丰派出所民警王江，一个人承担着方圆110平方公里的警备工作，是个实足的大忙人。联系采访他着实费了一番周折，最终还是难以找到一个我们两人都合适的时间。无奈，采访只得借助电话线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电话里，王江向记者讲述了他所认识的法制记者。

　　法制网记者 郭毅

　　说实话，我这个在大山里工作了十多年的基层民警，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见记者们跑东跑西地到处采访，看着挺风光的，可从来没接触过。自从去年我们公安系统把我树为先进典型进行宣传以来，我先后接受了几十位法制记者的采访，虽然大多数我都叫不上名，可不管是哪来的记者，他们都给我留下了相同的印象，那就是非常敬业，能吃苦，还特亲切。
　　还记得记者第一次到我家采访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说自己的事张不开口，可那个记者笑着叫我一声“三哥”，说就是和我聊聊家常，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前几天，我被公安部推荐参选全国十大法制人物，从北京来了两名电视台法治频道的记者为我拍专题片。正赶上我们这儿下今年第一场雪，非常冷，我劝他们晚上回市里的宾馆，那样可以住得舒服也更暖和些，可他们为了节约每天往返六十多里路的时间，执意在村里和我们一起吃住了三天两夜。我一直认为城里的孩子不能吃苦，可为了拍我们村的全景，他们硬是顶着雪花，扛着挺沉的摄像机，走了六七里山路爬上村外山上的最高点，手冻得通红。过后我才知道，吃这么多苦，播出时画面也就用一两秒钟。
　　我想炖点鸡汤让他们暖暖身子，可他们怕我破费，说啥也不让，临走前还偷偷在我家枕头底下放了500元钱，走以后才打电话告诉我是这几天的伙食费，我出门也没追上，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和记者们接触，让我觉得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得尽好自己的本分才行，这更坚定了我扎根山区的决心。

法制记者特别同情弱者

　　“记者节快到了，我真诚地对您和全国所有的法制记者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的关爱！没有你们的关注和支持，6年来的36万里禁毒孤旅，我可能坚持不下去……”11月7日，民间禁毒志愿者、有“袖珍铁汉”之称的杨晓峰向记者讲述了他与法制记者之间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法制网记者 周文馨

　　记者的报道早我一天进城

　　2003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到了北京市的郊区昌平。上午10点，我在昌平中心广场向过路行人赠送禁毒宣传资料时，碰上了北京电视台“法制在线”栏目的记者高钢一行。
　　他们正在广场附近摄像采访，群众的围观让他们注意到了我。互相介绍情况后，高钢当即就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这条新闻当晚就播出来了。
　　采访结束后，高钢当即就打电话联系，为我第二天进入北京市区提前安排住宿，还为我作禁毒宣传演讲报告联系了一所中学。
　　第二天我一走进那所学校的大礼堂，就有一些老师和学生认出了我。他们惊喜地围上来说：“杨晓峰，昨天晚上我们刚从电视里看到您和您的摩托车，没想到今天您就开进了北京城！”

　　深度报道为我禁毒行为正名

　　今年5月1日，我从家乡甘肃省金昌市骑摩托车出发，前往西藏作禁毒宣传。
　　从5月29日到6月5日，我在拉萨期间连续8天接到同样内容的手机短信：“杨晓峰，您好！现在您在哪里？我是法制日报记者，从金昌市禁毒支队了解到您身残志坚、单骑走遍全国义务宣传禁毒的壮举，非常感动！我想给您做一篇深度报道，以此稿向即将来临的‘6·26国际禁毒日’献礼。”
　　说老实话，对这条信息一开始我并不在意：6年来，我每到一地，几乎都会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这些报道，既扩大了我的知名度和影响，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烦恼，一些诸如“作秀”、“借禁毒宣传免费旅游”、“拉赞助”等说法也在一些人嘴里流传。
　　第五次接到这个寻找我的短信时，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但是，当时我身在青藏高原，兜儿里的钱所剩无几，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给摩托车加油了，我滞留在了拉萨！这位记者又远在甘肃，即使我回短信，她能千里迢迢来拉萨采访我？还是长途电话采访？我犹豫不决。6月5日，她给我发来了第八个请求采访的短信，我很感动，决定接受采访，并把自己的困窘状况告诉了她。
　　在她的帮助下，6月12日，我乘坐火车从2000公里之遥的拉萨抵达兰州。
　　一下火车，我直奔一家小饭馆吃面，然后拨通了她的电话。她风风火火地赶来，第一眼看到我时显然吃了一惊。我想我当时的形象可能十分狼狈：低矮、黝黑、衣冠不整、行动不便。不过，她很快伸出双手握住了我的手。一番关问后她二话不说，先付了我的面钱，然后打车来到记者站附近为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
　　当天晚上，我们坦率、真诚地交谈了3个小时。
　　我在兰州停留了3天，她承担了一切费用，临别时又塞给我1000元钱，叮嘱我在火车上一定要吃饭、吃好。那一刻我几乎忘了她是一个记者，感觉我们是交往多年的朋友。
　　6月15日，《法制日报》刊发了她写我的长篇通讯《“袖珍铁汉”36万里走单骑规劝瘾君子》。那天我正坐在兰州至拉萨的火车上。她发来短信说，她怀着长久以来未曾有过的感慨和感动，情真意切地写出了此文。
　　回到拉萨后，我得知这篇报道已被数十家网站转载。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栏目、湖南卫视“晚间”栏目的记者和主持人纷纷通过她联系我，录制专题“人物访谈”节目。
　　甘肃省禁毒办副主任、省禁毒总队队长曹义鸿评价说：“杨晓峰被国内主流媒体宣传，这是第一次；在所有关于杨晓峰的报道中，这是最好、最生动、挖掘最深刻的一篇，写出了人物的心路历程。”

　　用笔杆子讨伐邪恶的战士

　　禁毒路上让我难忘的，还有《羊城晚报》的法制记者周玲。
　　2002年春天，我行至广东省，周玲记者带我去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禁毒支队，办理了开展义务禁毒宣传的便函手续，并陪同我在广州市滨江路等地整整作了5天禁毒宣传。
　　现在回想起来，在6年的禁毒宣传漫漫道路上，法制记者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在我心中，他们是最敏锐、最正直、最敬业、最坚守公平正义、最关注同情弱者的一群人；是宣传法律制度和法律精神的大使，是拿着笔杆子讨伐邪恶、护卫百姓的战士。

 反乙肝歧视“接力赛”的第三棒

　法制网记者 王晓雁

　　从2003年起，“肝胆相照”网权益版版主陆军就帮助乙肝病毒携带者打维权官司，此外，他还积极游说，推动乙肝病毒携带者权利保护立法，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正当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了不少跑法制新闻的记者。对于这些经常采访自己的人，陆军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下面是记者与陆军的一段对话。
　　记：在这么久的时间里，和法制记者接触得很多吧？
　　陆：比较多。经常是我们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代理的一个诉讼刚刚在法院立案，得知消息的记者们就找到我们了。这些年在全国各地总共打了二十多起官司，所以和许多地方上负责法制新闻报道的记者都有过一些接触。
　　记：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把反乙肝歧视看作一场接力赛，你所负责的是把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声音发出来，引起社会关注，你跑的是第二棒；而谁又负责把你的声音发出来呢？那自然就是记者，跑第三棒。
　　陆：你打的比方很形象。我们现在就是在进行一场要让所有社会公众都关注、都参与进来的比赛，第三棒的作用自然很重要。
　　记：通过这几年的接触，你觉得记者们在这场接力赛中表现得怎么样？你怎样评价他们？
　　(陆军低下头，停顿了一会儿)
　　陆：(抬起头)其实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记者在推动社会文明事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是推动反乙肝歧视的杠杆和有效的放大器。这几年，有关我代理的官司或者对立法呼吁的消息，记者们都向社会公众很好地还原了事件的真实状态，从履行自身职责上来说，基本上都不错了。而且可能因为是跑法制口的，报道也比较严谨，没有出现像其他领域“来点风就是雨”的失真新闻。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我们进行的几乎每一起诉讼，都能成为影响性诉讼，在反乙肝歧视事业里，他们功不可没。
　　记：这其中，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报道吗？
　　陆：(很肯定的语气)有！
　　(他微微眯起了眼，目光似乎停在前方并不存在的某个点，陷入回忆之中)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2005年，某省的一个姓邓的小伙子找到我，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原来，他参加了当地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综合考试成绩第一，却因体检时被查出是乙肝病原携带者而被招考单位拒之门外，于是他把招考单位告到了法院。
　　记：那时候，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考不了公务员是很普遍的事情，好像大家的共识就是：既然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了，怎么还能考公务员？肯定没戏！
　　陆：对，所以要打官司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当时，上到中央下至地方的各路媒体都和我们“肝胆相照”网联系。一家法制新闻媒体的记者当时跟我说的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我们报纸肯定会大力支持你！我们不光会把这官司如实报道出来，还会结合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我国的生存状况，做深度报道、连续报道！”我所为之努力的事业，第一次被如此鲜明地肯定，当时我听了，特别感动。
　　记：后来报道得怎么样？
　　陆：非常不错！不光进行了深度报道，后期还连续进行追踪报道，既有深度，又有力度。而且此后，这个记者还不嫌麻烦，一趟趟地专程跑来和我交流他报道反乙肝歧视的一些想法，见解都非常独到、深刻，他的一些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激起了我更强烈的斗志。
　　(停顿了一会儿)
　　现在，“乙肝病毒携带者也享有正当权利”几乎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反乙肝歧视事业日趋明朗化。但是在两年前，整体情形是相当不妙的，歧视、疏远和有色眼镜，远远多于本应有的同情和包容。所以，这是我接触过的、在推动反乙肝歧视事业里最富有新闻热情和新闻职业道德的法制记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件事情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记者代表的是社会的良心。
　　记：谢谢你这么说。依你看，在我们所从事的法制新闻领域，还有哪些方面尚存缺憾，需要在以后进一步加强？
　　陆：如果说还存在缺憾，我觉得就是在事件报道的丰满程度上面。我认为，法制记者在做报道的时候，应该多多报道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声音，比如说，正方、反方，还有一方就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这样，新闻本身才够丰满，观点才够充足。
　　陆：我见过一个报道，题目大致是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穷困而“狗急跳墙行窃被抓”之类，通篇是他如何行窃、如何被发现的描写，而没有写事实是什么。原来这个人因为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单位辞退了他，朋友邻居都把他当作了瘟疫，由于找不到工作，他没了经济来源，才去超市偷点吃的。这篇新闻尽管也是事实，但我看不到记者的良知，我看到的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是一种鲁迅先生所谓的“麻木的看客心理”。
　　陆：所以我要说的是，大家都知道，新闻报道要客观全面，但你真的做到了吗？即使说的都是事实，但就像我上面举的例子一样，一个事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那你抓住的是皮毛还是关键所在？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心系民生、关心社会大众的出发点，写出来的东西，根本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排爆英雄眼里的"字警"

　　“记者都是‘字警’！”说这话的人是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治安局的副处长王炜，人称“古都第一排爆手”，15年排除销毁了成千上万枚爆炸物品。
　　在他眼里，那些虽不穿警服却专门报道政法工作的法制记者，都是值得敬佩的人。

　　法制网记者 台建林

　　女“字警”张羿让王炜印象深刻。
　　为了生动地报道王炜和战友们的排爆操作，她一次又一次提出要求：“你们出现场时一定要告诉我！”
　　2006年4月的一天，王炜去拆除西安西郊某建筑工地一枚日本人当年投下的航空炸弹，张羿得到消息后提起照相机就跟着王炜赶到现场。
　　在现场，人们远远地望着那枚像水桶一样粗的炸弹，谁也不敢靠近。
　　王炜从容地走到炸弹跟前，蹲下，听着、摸着、分析着。张羿也走近炸弹，端起相机，拍下了王炜一张又一张工作照。一会儿，王炜戴上金属探测仪在已经戒严了的工地进行拉网式搜索，看看还有没有第二枚炸弹。张羿也跟着他，抓拍他的工作镜头。
　　“张羿好像在拍摄美丽的风景，似乎一点没感到紧张。”王炜回忆说。
　　有一次，一个工厂家属区发现了爆炸装置，炸弹就在楼上！张羿却毫不犹豫地抢在最前面上了楼，在警察的前面拍下了他们接近爆炸物的英姿。
　　在一次采访中，王炜不经意地谈到和炸弹在一起时的感觉：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小鸟在叫，自己的心也就静了……
　　“排爆现场静悄悄，只有小鸟在欢叫”———这个意境马上被老“字警”王晓歧捕捉了。老王二十年前就得过全国法制好新闻奖。王炜后来才知道，在那次采访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两句话构成的意境不断在老王的脑海里出现，他不但把这两句话写进关于王炜的通讯、事迹报告，还试图把这个意境生发开去。
　　随着对王炜崇高品质认识的加深，随着涉爆案件在古都百分之百的侦破从而被有效遏制，酝酿已久讴歌排爆警察的歌词《小鸟在欢叫》也终于被老王写出来了：
　　“排爆现场静悄悄，只有小鸟在欢叫，远处的眼睛一排排，看我如何在排爆。小鸟小鸟你快飞吧，等我排除了危险你再叫。”
　　这完全是一首从新闻采访中生发出来的歌词，也是“字警”责任感的见证。

疾恶如仇堪称反腐先锋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检察院业务管理中心主任、专职检察委员会委员杜东翔，从检23年来，没少接触记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看得最多的是法制类报刊。”杜东翔说，除了自己的本行，他对记者这个职业应该是最有感触的了。

　　法制网记者 邓红阳

　　杜东翔对法制记者充满了钦佩之情。“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反腐先锋。”杜东翔选择用最直接的言语评价法制记者。
　　因受贿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深圳市能源集团董事长劳德容曾这样感叹：“当初我的行为，如果有一两件被媒体点一点，也许就会收手。”
　　“老百姓遇到困难或冤情的时候，会想到找记者，记者也能通过一篇篇报道为老百姓讨说法。”杜东翔说，在这方面，检察官与法制记者的职责惊人地相似。事实上，检察机关也经常收到记者转来的相关材料，一些反贪线索就是这样发现的。
　　一位采访过杜东翔的法制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让他至今清晰记得：“当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那些求助的目光时，我的灵魂就无法安宁，我也无法躲避。我只能用笔真实地记录着。我想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管有时是徒劳无果的。‘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是我的座右铭。”
　　“记者是个崇高、令人尊重的职业，特别是那些法制记者，他们充满正义感，疾恶如仇，敢于为群众的不平之事呐喊，令人敬佩。愿他们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仗义执言，当好反腐先锋。”杜东翔说。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