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宛夫

　　反腐精细化开始

　　细节决定成败。今年一月初召开的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公报，详细列举了近年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腐败形式，这些形式基本涵盖了与“领导干部”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最可能滋生腐败的主要方面。此公告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共将高官“生活细节”纳入了反腐视野。

　　公报列举的腐败形式包括：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参与赌博或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近年来，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已有很多，要让如此多的文件规定都能“落地生根”，必须增强反腐打击的灵敏度、精确度与执行力。

　　将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意味着反腐精细化的开始。但面对如此众多的被监督者，细节监督的执行仅让上级组织、纪检部门负责远远不够，还需进一步激活社会监督，需要“让道德的内容归于道德，让法律的内容归于法律，让制度的内容归于制度”。

　　据了解，中央在1997年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去年9月，中央对规定的原有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出台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根据修订后的规定，今后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以及领导干部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况无需上报。而党员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变化的情况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首次被列入了上报的范畴。分析人士还指出，此次申报以干部婚姻家庭涉及情况为出发点，亦与近年来落马高官生活作风败坏、家人助纣为虐，以及贪官外逃有直接联系。

　　著名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的调查报告表明——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从一个个被查处的腐败分子看，其由权入色、由色入贪、贪色兼容的堕落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盯紧住生活细节，就是把牢了反腐源头。

　　据悉，目前各地纷纷施出硬招，把与领导干部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又是最可能滋生腐败的主要方面纳入监管范围。

　　1月10日北京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办法》，今后，北京市副处以上（含副处）党员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

　　1月30日下午，在武汉市反腐倡廉会上，武汉市委书记苗圩重申湖北省的一条硬规定：“凡领导干部嫖娼、养情妇、包二奶的，一律撤职，开除党籍。”

　　“大量事实证明，一些领导干部一步步陷入违纪违法的泥坑，往往都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湖北省主要领导告诫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培养高尚的精神追求，摆脱低级趣味。

　　从目前查处的一些案件看，领导干部涉案往往与其生活圈、交际圈有极大的关联，所谓的“生活细节”已不是一般的小问题。

　　浪费惊人的奢侈消费

　　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常常被视为个人“小节”，不被重视。但是，近年来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例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再告诉我们，干部作风尤其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并非“小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许多严重的问题都是从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问题开始的，而且在这些小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令人触目惊心的大问题。

　　例如，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然而，少数党员干部在生活上贪图安逸享受，吃讲档次、穿讲名牌、住讲华丽、行讲舒适、玩讲潇洒，总之，处处追求豪华，奢侈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胡吃海喝讲排场

　　许多媒体都曾披露，我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财政支出高达2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7%.确实，时下公款宴请越来越豪华，攀比之风越演越烈，有钱的单位出手阔绰，没钱的单位也硬撑门面，甚至连办公经费都没有的，欠着账照样胡吃海喝。浪费因此也越来越严重。

　　一些党员干部不仅对参加豪华宴请感到稀松平常，对饭后的唱歌、跳舞、洗浴、按摩等也习以为常。接待工作成了许多地方不敢怠慢的事情，也成了乡镇政府“应付政治”中突出的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调查中就提到，许多地方的乡镇主要领导每年大约100至150天里都有接待活动，多的甚至达到300天，基本上，每个乡镇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来人需要招待。一些干部下基层，往往临近中午，实际就是为了“共进午餐”，所谓工作，往往是几分钟就谈定，或者打个电话也可以解决。因此，招待费用成了许多乡镇沉重的负担，西部的一位乡党委书记透露，他们一年招待费用达到16万元，而年财政收入只有120万元。

　　与此同时，有些领导干部婚丧嫁娶、生日满月、乔迁升官等个人的宴请，往往也大操大办，讲排场、摆阔气。一方面当然有可能是借机敛财，另一方面则是豪华铺张、浪费严重，因此影响极坏。重庆市潼南县党校常务副校长骆积高儿子2005年12月8日结婚，居然在当天中午和晚上连续设宴，酒席多达93桌。同一天，该县卧佛镇党委书记邱大举儿子结婚，他一下子办了100桌酒席。

　　奢华铺张还在不断地花样翻新。2006年10月15日，四川省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佐福为女儿举行婚礼，居然还分主会场和分会场，用上了现场直播。记者在“分会场”暗访时，正巧看到大屏幕上主人在“主会场”发表“热情洋溢”的感谢词：“餐后就到二楼，大家在酒店休息娱乐。晚餐5点半，依然在这个地方……”

　　领导干部的奢侈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气。西安一家酒店曾推出了36.6万元一席的“满汉全席·天龙御宴”。然而，食客享用这顿豪华“御宴”，每道菜只动一筷子，大都只是欣赏一下。

　　打高尔夫讲档次

　　最近几年，日渐趋热的打高尔夫球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时尚活动。一次新华社记者在海南省采访时，巧遇两位领导干部朋友，问他们都在忙啥，回答是：“在练高尔夫球，时下不都兴这个嘛！”说毕两人各驾一辆公车直奔海边一所高尔夫球场“纵情挥杆”去了。

　　应该说，高尔夫球运动在我国还属于奢侈的消费。在海南买一个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费用在8万元至13万元之间，最贵的球场会员费达到30万元。深圳13家高尔夫球会的会员证，最高的竟达100万元。在北京、上海和广东打一场高尔夫球的费用，一般在1500元至2000元。然而，即便如此昂贵，许多领导干部还是不以为然，热衷于打高尔夫。据报道，海南目前约有200人拥有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约有2000人热衷于这项运动，其中不少就是领导干部。知情人告诉新华社记者，到高尔夫球场来打球的人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几乎没有哪个是自己掏腰包的”，大都是由公司老板“埋单”或是公款消费。

　　说它是奢侈的消费，还因为它与普通民众所享有的健身环境相比，反差实在强烈。在深圳，一边是3万人占用3万亩高尔夫球场，一边是1000万人共享30万亩园林绿化。

　　所以，在如此高消费背景下，当领导干部频频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时，这一“景观”自然耐人寻味。

　　深圳市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龙云飞，曾在深圳市法制局当了10年处长。他说，每当一件案子办到关键阶段，总会有老板主动来与他沟通，见面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打不打高尔夫？”而当年与龙云飞同在司法系统工作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赵永库，在“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中打高尔夫球上了瘾，1999年，赵因受贿被判处13年徒刑。在其受贿清单中，除了现金、有价证券外，还有一张价值35万元的东莞长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会员证。

　　2000年，广东省共清理出价值昂贵的高尔夫球会员证、贵宾卡、优惠卡135张。2001年，深圳市纪委又通报了3起企业领导人员用公款购买高尔夫球会员证案件，其中一人就握有3家高尔夫球会的会员证，总价值达65万元。

　　一个比较典型的热衷于高消费的高级领导干部是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这个“出身平民家庭”的一行之长，先是喜欢打网球。他在1988年学会了打网球后，“几乎天天打一个小时的球，打完球还习惯洗桑拿，然后吃饭。”1994年开始，张恩照又喜欢上了打高尔夫球。“每打一个练习球就3美元，但他乐此不疲”。张恩照在沉迷于网球和高尔夫球之外，甚至还经常到郊外玩游艇。

　　娱乐休闲讲舒适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健身，但却热衷于娱乐、休闲。于是，在一些歌舞厅、美容厅、夜总会以及洗浴、按摩等高档豪华的娱乐场所，经常可以见到领导干部的身影；在海滨鱼塘边、在林地草场上，他们或在悠闲地钓鱼，或在潇洒地打猎。

　　有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涉足高消费健身娱乐休闲活动，却喜欢游山玩水，当然，往往也不用自己掏腰包。这样一来，个人虽然潇洒，国家和集体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去年9、10月份分别刊登的两篇有关“人情票”、“免费票”的报道，令人惊叹。

　　河北省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都要送出3万多张得罪不起、拉不下脸的‘关系票’”，致使“近300万元门票收入打了水漂”。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马玉坡曾对某县领导说：“管理局从每年贷款中拿出200万元送给县里，你们用这些钱再来买门票行吗？”他们竟然还是不同意，说200万元远远不够。有“植物王国的缩影”美誉的云南省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也遭遇了同样的情景，每年要送出近3万张“特殊免票”，使他们每年平均损失约180万元的收入。仅去年黄金周，在他们接待的1万多名游客中，就有上千名享受免票待遇的“特殊游客”。

　　奢侈消费中还有一个严重的现象是，现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的“武装”常让人惊叹。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的穿着讲究是出了名的，平时从不掩饰自己的豪奢。1998年，慕绥新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接见记者时的一身“行头”就值数万元。在回港后的报道中，记者就专门点出慕绥新的派头，并暗示他可能是个贪官。慕绥新落马后，对其涉案赃物进行的公开拍卖更使百姓“大开眼界”。140余件名牌展品中，有珠光宝气的名表、玲珑剔透的工艺品、价格不菲的名家书画，名牌西服、貂皮大衣更是摆满了一排衣架，有的值数千元，有的竟高达数万元，十余双名牌皮鞋的价格也高得惊人，一双还未拆去标签的皮鞋清楚地标着8700元。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被查处后所拍卖的名牌用品，也令人咋舌：一双皮鞋5000元，一枚恐龙蛋化石1万元、一盒洋酒1.2万元，一套熊猫金币1.2万元、一件翡翠玉坠1.7万元、一尊翡翠摆件标价19万元、一本金版画册起拍价50万元……

　　总之，奢侈浪费的不良作风，以及骄奢淫逸的腐败现象，严重背离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规范，既败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更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位高官的腐化生活

　　许晓刚，1951年出生于南昌市一干部家庭。1980年调入公安部门后，不负众望，他从基层派出所侦查员干起，至派出所长，局办公室秘书，分局副局长，市局副局长、局长，省公安厅刑侦处长，一路得心应手，职务连连升迁腾达，至1994年10月提升为省公安厅副厅长，仍主管刑侦工作，时年43岁，成为江西省政坛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许晓刚主管的刑侦工作，在全国同行中业绩属上乘，江西刑侦界的“悬赏招标破案”由他开创先河，省内许多大案要案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都侦破得十分精彩，为此他在省公安厅乃至江西警界享有较高的威望。

　　许晓刚的两面人生是由抚州“黑帮老大”熊新兴案的东窗事发而露出峥嵘的。2007年1月19日，许晓刚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管辖，省检察院又指定衢州市检察院依法对许晓刚受贿、非法持有枪支一案提起公诉；又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审理此案。

　　一

　　许晓刚被“双规”后，有关部门在对他的经济问题内查外调中获悉，他自2000年起先后拥有6个“红颜知己”——她们的身份有的高贵，有的低贱，其中有演员歌星、女老板，有三陪女、“按摩女”。为了长期与之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中寻欢，他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尔后将大量钱物去豢养这些“金丝鸟”。在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许晓刚对这一事实予以承认且后悔不迭。

　　让我们以时间顺序来表述许晓刚的“猎艳”之路：

　　1997年初，许晓刚坐上副厅长交椅才两年时间，受命到海滨城市青岛参加公安高层部门的一个工作会议。与会期间，他撇开同行人员，单独到该地的一洗浴中心潇洒，在那认识了按摩女赵婧（化名）。正值芳龄的赵婧，鹅蛋形的脸庞白里透红，含情脉脉的大眼睛会说话，波浪似的长发飞泻而下披于双肩，苗条的身材曲线分明，浑身透出成熟的女性之美。按摩完毕，许晓刚就不能自持了，他盛情邀请赵婧至海滨宾馆吃饭谈心，不失时机地与她成就了鸾凤之好，事毕塞给1000元小费，并与之确定了情人关系。此后的三年里，多情的情郎与妙龄的倩女频频约会，南昌、上海、北京的宾馆都成了他俩的爱巢。为了报答赵婧的以身相许，许晓刚先后给她现金40余万元，还专门托人在北京为之安排了工作。

　　尝受了婚外情欢愉的许晓刚如同着了魔，此后又屡屡以钱钓色。1998年上半年，许晓刚再次到首都公干，在那抓紧时间到色情场所猎艳，在“天上人间夜总会”，他有幸认识了坐台小姐陈娜（化名），长相靓丽、风姿绰约的她再次博得了这位警界高官的青睐，迫不及待地与之发生了两性关系，并大方地付给三陪费3000元。面对大款警官，陈娜满口答应了做许晓刚的情人。他也没有辜负她的芳心，陆续付给她30余万元钱物，还力劝她离开夜总会这是非之地，并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为之联系广告业务。然而，他们的情人关系只维持了两年——许晓刚玩腻了她又有了新欢。

　　许晓刚在玩弄陈娜的同时又结识了省公安厅所在地的南昌一茶楼女老板，这个长相不俗的女老板使许晓刚折服倾倒。为了寻求庇护，她也有求必应，多次与足以当父亲的许晓刚发生性关系。当然，许除了帮助其拉茶楼生意还塞给她不菲的钱物。

　　二

　　在许晓刚的猎艳生涯中，最使他神魂颠倒的是邓蓉和李雅这对表姐妹。

　　1997年10月的一天，许晓刚到上饶市公安局检查工作，晚宴后，他的一位老同学、时任某公司老总的林某邀他到“金碧辉煌”茶楼喝茶，林某安排上饶师范学院校友、艺术系大一女生邓蓉作陪，邓蓉秀发如瀑，脸似桃花，身材窈窕，活脱脱的一美人儿。饮茶间，邓蓉舒展歌喉，一曲台湾校园歌曲之后，专门为许晓刚选唱了几首情歌，歌声委婉动人，令他怦然心动，尤其是临别时手握玉手，让他骨酥腿软。当邓蓉向他索要名片，他毫不犹豫地相送。邓蓉为了巴结许晓刚这个厅级高官，竟然在校园的电话中为他献歌《要我怎么忘了你》，他直听得如痴如醉，以后竟然多次去电话要她唱歌，甚至一次在督办一件灭门惨案时也毋忘在电话中向邓蓉索歌。到1998年6月，许晓刚再次去上饶“视察”，迫不及待地单独在歌厅约见邓蓉，不待邓蓉将《知心爱人》唱完，便将她按倒在包厢的沙发上成就了好事。这年暑假，许晓刚在南昌专门租了套房子金屋藏娇，不时与这个有着歌星梦的情人幽会。为了圆情人的歌星梦，他不惜金钱一掷5万余元，为她购买时尚服装、首饰和高档录音设备，一时竟将手头的“私房”钱花个精光！2000年8月，邓蓉提出毕业后想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需要高昂的进修费用，许晓刚大包大揽满口应承：“宝贝！谁叫你是我的小情人呢！”

　　正当许晓刚为包养邓蓉缺钱犯难时，他认识了熊新兴——这年11月，许晓刚因负责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涉案人周雪华脱逃案的查办而去到抚州市公安局，时任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尹光（因收受熊新兴贿赂27万元于2006年7月24日被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引荐熊新兴认识了他。晚宴结束与熊新兴作别，发现熊的坐骑竟然是“宝马”，不禁对其刮目相看。不久，头上顶着临川区政协委员光环的熊新兴两次来到省会南昌，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南昌市最高档的酒楼——五湖大酒店宴请许晓刚，每顿都是近万元的开销。熊新兴挥金如土，使许晓刚认为其财大气粗，豪爽慷慨，有心交他为友。

　　熊新兴的心中有“事”，正想巴结警界高官呢！尹光将自己推荐给许晓刚他求之不得。翌年（2001年）春节前夕，他专程来到许晓刚家拜访，送上一万美元作礼，许晓刚欣然收受。他对付邓蓉正缺钱呢，这不是来了瞌睡有人送枕头么！有了这笔美金作垫，他的情人邓蓉得以如愿赴沪进修。还是这年，许晓刚两次进京出差，熊新兴闻讯，又两次送给他5万元作为在京开销。其实，许晓刚出差何须自个掏腰包，这些钱均花在邓蓉身上。

　　2002年2月，上海音乐学院新学年开学前夕，熊新兴约许晓刚去南昌“2001歌舞厅”唱歌，许晓刚偕邓蓉前往，善于察言观色的熊新兴从他俩的亲昵劲看出猫腻。当邓蓉在唱歌间隙提出想参加本年度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可歌曲制作费还没着落时，许晓刚装作不经意地说出要熊新兴赞助，熊新兴哪敢说个“不”字。临别时，他从坐骑里取出5万元双手捧给了邓蓉。

　　邓蓉两次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均获得银奖的好成绩，她喜不自胜，第一时间把喜讯报告给了情夫，许晓刚又去电感谢熊新兴的资助。不久，邓蓉又想到北京发展，但必须要30万元出MTV、个人专辑。许晓刚一不做二不休，再次拨通熊新兴的电话，请他资助到底，熊新兴立马指使他的黑公司的财务给邓蓉汇去30万元，办妥汇款未忘电告许晓刚。

　　邓蓉有着两次青歌赛获奖的招牌，加之在许晓刚的帮助下出了MTV、个人专辑，她在京一唱跑红，不久即被一大型文工团聘任为独唱演员，随之多部电视剧的导演请她演唱主题歌，一时名声大噪，忙得团团转，与许晓刚的约会明显减少，冷落了这位情哥哥。至此，许晓刚在她身上花费了200余万元钱物，却再难有苟合的机会，他感到心烦气躁了。

　　三

　　邓蓉事业有了成功，心生退出与许晓刚这场婚外恋游戏之念，却于心不忍，毕竟是情夫利用权力帮助自己打造成“歌星”的呀！于是她把自己的表妹李雅推向了前台做自己的替身。于是，许晓刚有了第六位情人。

　　天生丽质、美目流盼的李雅，高中毕业后未考上大学，她不甘平庸，去到南国花城打工，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遂北上京城投靠表姐。李雅缺乏文艺细胞，难于在文艺界立足，但她处事泼辣，与许晓刚的秉情合拍，邓蓉认为他俩结为“相好”是天作之合。

　　2003年临近春节，邓蓉与李雅专程飞赴南昌，与许晓刚在南昌一高档酒楼会面。果然，许晓刚与李雅一见钟情。许晓刚盛宴招待，酒足饭饱，邓蓉在宾馆开好了房，三人同往。一会，邓蓉借口要会南昌另一歌友，留下李雅独陪许晓刚。许晓刚心领神会，又以他的权力魔杖和孔方兄俘虏了李雅。

　　邓蓉急流勇退，李雅打了替补。她的多情与温柔，使许晓刚的“失恋”感抛之九霄。当年的四五月间，李雅说要与许哥常相会，最好在省城开家服装店，但启动资金要50万。这难不倒许晓刚，他一个电话拨去，熊新兴便把30万元人民币、20万元港币当着许副厅长的面交给了李雅。几天后，熊新兴用15万元人民币从李雅处换回了那笔港币。就这样，许晓刚为这两个女人向“黑帮老大”熊新兴先后索贿80余万元。有了熊新兴的钱垫底，李雅的服装店顺利开张，他俩的关系也如胶似漆，其情人关系维持到许晓刚案发，而许晓刚在李雅身上也耗去200余万元钱物。

　　许晓刚包养情妇的钱不光出自熊新兴，还有李晓东：2000年，江西省纪委、监察厅对江西省宏基路桥公司的法人代表李晓东涉嫌虚假出资等问题进行了查处，材料移送至省公安厅，要求立案侦查。李晓东三年前就认识许晓刚，便求他帮忙摆平。李晓东付出的代价是——送给他价值3.15万元的“肖邦”名表、价值1.7万元的手提电脑、并垫付了许晓刚为熊新兴等两人购买的价值15万元的两块“百达翡丽”名表，许晓刚收到熊新兴两人的16万元买表款，只付给李晓东8万元，另8万元截留了。

　　省内另一涉黑人员游道明（另案处理），也被许晓刚多次索取财物。经查，2002年7月16日，许晓刚向游道明索要30万元人民币汇给情人邓蓉；2003年11月，应许晓刚的指示，游道明又安排胞弟送给他48万元人民币，用于情人李雅购买宝马车；2005年3月，在许晓刚的要求下，游道明将2万美元送到许家私宅，许晓刚把这笔美金兑换成人民币，10万元用于在南昌市内“小小赣菜王”饮食店投资，他则坐收红利。

　　从警界高官到阶下囚徒，许晓刚人生的反差何等之大，世间的造化如此弄人！正如他自己忏悔的这一切是“咎由自取”。他的前程之毁灭，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执法败类敲响了发聩的警钟，树起了醒目的黄牌：戒欲戒色，洁身自好！

　　温水效应和亚健康及其他

　　领导干部作风和操守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既有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封建遗毒、西方价值观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冲击等客观因素，也有一些干部自身思想上放松要求和个体素质不高的主观原因，同时反映出我们在抓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着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仔细分析起来，至少有以下一些根源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根源之一：作风操守有着“软状态”特点，不同角度可不同“拿捏”。

　　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处于一种不易评价的“软状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拿捏”方法，这也正是人们没有把作风操守问题加以特别重视的重要根源。比如，就思想作风来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当然是不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教条和经验却非常“管用”。按教条办事、按经验办事的，往往被人认为这个领导办事稳重，不会出事，因而被委以重任。对于自由主义，则被有的人认为是脑子灵活，“吃得开”，具有开拓精神，等等；就学风上来说，本本主义虽然不好，可现实工作中不少领导都是按本本去学，本本上没有的话不说，上面没说过的话、文件中没有的话不说，甚至在工作报告中也不敢说。这也被人认为说话“稳重”，比较“可靠”；就工作作风上来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众人皆知，但具体到某个单位和某个领导来说，受到政绩考核因素的影响甚大，官僚主义被认为办事“果断”、形式主义被认为办事能抓“重点”，只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上级领导看得到的地方、便于总结的地方就可以，只要能够使单位获得荣誉、使领导获得升迁就行；就领导作风来说，独断专行往往被有的人认为是“有魄力”、“有本事”；至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被一些人认为工作需要，思想解放，甚至被认为“与时俱进”，等等。——这些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市场。因为作风操守不像其他问题一样容易定性，容易一眼看穿，它的“软状态”容易被人胡乱“拿捏”，再加上近年来实际工作中这种“拿捏”方法让不少人赚了便宜，因而市场面进一步拓宽，对党的事业危害甚深。

　　根源之二：作风操守属于“亚健康”范畴，未当作“疾患”加以诊治。

　　“亚健康”即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到了医院经各种现代化仪器检测，或医师、专家诊断均“查无实据”，没有器质性病变指标。但它导致人体的两个“下降”：精神活力下降、应变能力下降。表现为疲乏无力、精神不振、焦虑不安、易激怒、头痛、失眠、胸痛等，并且使病人普遍免疫功能低下，容易罹患各种疾病。确实，用医学上的术语“亚健康”来比喻领导干部的作风操守问题，较为形象贴切。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与“违法犯罪”还有较大距离，最多也只是“违纪”。再加上近年来对领导干部作风操守上的问题直接加以处理的案例很少，给人一种错觉是：作风操守问题连“违纪”也够不上。带有这种片面观点的领导干部和社会人士不在少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查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确实很多，但大多是经济上的违法犯罪问题，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即便有，也都是在查处经济问题的过程中牵连和暴露出来的，是个“副产品”。就如同人们把“违法违纪”当作“疾患”需要重点诊治一样，人们把干部作风操守问题只是当作“亚健康”来看待，不愿意因此找医生，找了医生也下笔无方。于是，类似于“亚健康”的领导干部作风操守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新时期干部健康成长的“头号杀手”。

　　根源之三：作风操守问题有“温水效应”，在被“煮死”前不易清醒。

　　“亚健康”不属于“疾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会进一步病变，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恶疾”。对于领导干部作风操守问题的危害，还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就是“温水效应”。当一名领导干部在作风操守上出问题时，往往不被重视，尤其是不被自己所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推进，作风操守问题愈演愈烈。比如，教条主义容易导致地方和单位工作难以开展，自由主义则会导致政治和经济错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容易酿成为损害群众利益的重大事件；领导作风上的独断专行容易引起经济腐败，领导班子的软弱涣散则易导致工作上的重大失职和渎职。最严重的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开始也只是吃吃喝喝、小搞搞，慢慢开始乱搞两性关系，当包养情妇等问题发生后，没有经济上的腐败支撑不行，因而经济上的腐败几乎成为必然。更有甚者，重婚、情变、情杀等恶性事件的发生，使腐败者措手不及，最终死在“温柔剑”下，才悔不当初。这正如青蛙掉进了正在煮的温水里，开始感觉甚好，到了烫得不行时，已经失去了跳出来的力量，只好眼睁睁地死去。作风操守上的危害，也正如此。据浙江省天台县原县长梁峻交代，1992年11月，他当上黄岩市路桥镇镇长不久，就不断有人请吃，到卡拉OK玩乐的事情也多起来。他说，“第一次进卡拉OK厅有‘三陪小姐’坐在身边，还浑身不自在，耳热心跳，如坐针毡。后来一而再再而三上歌舞厅，似乎成瘾了，隔三差五不去消遣一下，心里真有点痒痒。”1994年夏天，一家企业为谋求与当地某信用社合作，请梁峻从中撮合，以考察为名，请他到海南三亚游玩，并在他住的别墅安排了一位三陪小姐“放松放松”。此后，梁峻的道德良心急剧滑坡：从被“朋友”邀请到主动暗示铁哥们安排、追逐声色犬马，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几次专程开着车子，和所谓的“铁哥们”一起到温州雁荡山、绍兴等地嫖娼。是啊，作风操守上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多么严重，多么害人，但之所以不被人重视，那就是开始时给人的感觉都很好，甚至是十分美妙，人们不容易看清这温柔背后的可怕的“剑刃”。

　　根源之四：作风操守是腐败者的“脓头”，是全方位腐败的“恶果”。

　　作风操守上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不被重视，当事人不愿接受监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此时的当事人已经腐败，或者已经开始腐败。在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腐败的同时，他想到的不再是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取信于党和人民。相反，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职权，更多地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更多地为情妇谋取好处，更方便地拒绝外界的各种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领导作风上独断专行，在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在学风上，其实连本本主义也是念给人家听的，他自己根本不当一回事。从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来看，作风操守上的问题只是腐败者身上的一个“脓头”，是腐败者全方位立体化腐败的一种“恶果”。作风问题与经济腐败互为因果。一方面作风问题容易引起经济腐败，另一方面，经济腐败和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同样也为生活腐化创造了条件，甚至成为某种必然。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曾长期与9名女性保持非法两性关系，有的还为他生了孩子。这些“二奶”个个都从雷渊利那里获得好处。唐玉凤做了雷渊利6年情妇，雷陆续给她寄了31万元。“二奶”王艳对雷渊利撒娇说，你要真爱我，就在长沙给我买一套房子。她这一句话竟“激活”了永兴县的一项工程：为了给王艳筹措买房的钱，时任永兴县委书记的雷渊利便决定仿效首都的规制，在永兴建人民大会堂，项目预算1000万元，但最后结算时工程款达到2700万元，每个乡负担100万元。当了郴州市副市长的雷渊利一手提拔另一位情妇邱丽娟当了该市城管局的科长，雷教她虚开发票报销冒领公款，邱多开了14万元发票，雷渊利批评她弄的这个数字不吉利，邱丽娟便虚开了18万元的发票报销。雷渊利和“二奶”黄静生下私生子后，黄静竟荒唐地要雷渊利为他们的私生子设立“成长基金”，数额提高为1500万元。充当众多“二奶”的“提款机”的雷渊利，先后173次共收受贿赂950万元，贪污18万元，挪用公款达2650万元，可谓罪大恶极。而其作风操守问题，确实只能算是一个小“脓头”而已。其实，有着类似“脓头”的贪官又何止一个雷渊利，近年来的成克杰、李嘉廷、刘方仁、王雪冰、刘金宝、李金宝、刘志华以及最近暴露的邱晓华，腐败的模式都是大同小异。有的干部在失去监督、放纵权欲的情况下，也导致情欲失控，腐败堕落。

　　根源之五：作风操守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是腐朽现象的“沉渣泛起”。

　　除了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素质和心理根源外，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毕竟，这些年来专门就作风操守问题查处领导干部的案例实在太少，相关的教育制度等措施也没有跟进。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领导干部也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整个社会的风气对领导干部思想和心理上的影响力也非常之大。近年来，在市场观念的冲击下，各种错误的包括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时常影响着人们。社会上“傍大款”、“包二奶”现象较为严重，嫖娼赌博、封建迷信等腐朽现象如沉渣般泛起。发生在领导干部个人身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包括作风和操守上的错误行为，大多可以从整个社会的“大本营”里找到根基，找到蓝本。还有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羡腐”等腐败文化，也都助长了手握大小权力的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影响了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影响了领导干部个人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惯。因此，领导干部的作风操守既是社会的“风向标”，可以影响到全社会，同时，整个社会的不良风气也可以影响领导干部，成为领导干部走向腐败堕落的动力源和文化源。

　　上述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告诉我们，促使领导干部出现种种作风操守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组织和单位监督不力的原因，也有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个人的原因。只有深刻认识这些根源，认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才能对症下药，集中力量予以整治，从而推进干部作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摘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