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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版《孙子兵法》，1.96万元；纯金浇铸版诗词手迹，售价1.8万元；纯金珍藏册，1.38万元…… 
   国内图书市场上突然出现的各类黄金书，迅速形成了一股浪费、奢靡之风。 有全国政协委员将黄金书，斥之为腐败书。一些出版界人士呼吁取消“黄金书”，认为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大造“金书”完全是借口。收藏业界也有人表示，“金书”并没形成鉴赏、消费市场，其作为礼品的价值远大于作为收藏品的价值。 
   在如潮般的愤怒声讨中，新闻出版总署于近日发出《关于禁止出版发行“黄金书”等包装奢华、定价昂贵图书的通知》（以下简称禁令），规定自5月1日开始禁止出版“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类图书”。同时禁止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销售此类图书，禁止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为此类图书做广告。并严肃规定“本通知发布后，凡违反规定，擅自出版、销售、推介此类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单位，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通知一下，很多人不禁拍手称快。笔者也由衷地认为，黄金书的确应当禁止出版发行。但是，在走向依法行政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当慎重考虑禁令的合法性，科学性，特别是合宪性。 
   首先，应当考虑禁令的权力来源。法治政府的要义是有法必依和依法行政。现代行政法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任何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行政”是法治政府的铁律。新闻出版总署的这条禁令，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覆盖范围广泛的一般性禁止性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就具有强制执行力。那么它也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作支撑。目前，我国还没有《新闻法》或者《出版法》。现行关于出版事务的层级最高的“法”是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在这个条例中，通篇没有明确规定出版物应当使用的载体应当是什么材料，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什么质地材料进行包装的规定。特别是在条例第三章《出版物的出版》和第四章《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和发行》中，在对出版物的具体要求主要侧重于内容方面，而对于记载内容的载体或者包装的形式，包括材质、装帧等都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如果再没有比条例层级更高、规定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新闻出版总署作出如此禁令的权力来源就值得考量。 
    其次，应当考虑禁令的法律性质。新闻出版总署的这条禁令相对方主要是“图书出版单位”和“出版物发行单位”。主要内容是禁止出版、发行此类图书和禁止为此类图书做广告。一般地，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履行这条禁令的义务主体――图书出版单位和出版物发行单位，大多都是企业单位。国家行政机关命令禁止它们经营某些业务活动，应当属于责令其停止某些业务的行为。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这种行为性质属于行政处罚。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程序权利。在处罚程序中，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就是说，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乃至听政权，是非常重要的，是法律的必经程序，缺少了这些程序的行政处罚不能成立，不具有行政行为的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现在看来，新闻出版总署的禁令并没有考虑并履行这些程序，因此其效力非常值得商榷。 
    再次，应当考虑禁令所涉及权利的性质。禁令的初衷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利用自己的行政管理权，禁止出版发行单位出版经营此类图书。但是，禁令会涉及到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问题。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出版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出版自由的内涵除了出版物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出版形式的自由。出版形式就应当包括书籍印制的载体以及包装装帧的简朴与奢华等。如果按照禁令去做，势必会限制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行使。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作出一般性的限制，应当不是一个国家行政机关的一纸《通知》所能解决的问题，应当通过特定程序来解决。因此，禁令的合宪性也值得质疑。 
    最后，应当考虑禁令的可操作性。现代行政除了依法行政外，还有科学行政。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还要可行。让人疑窦丛生的行政行为，会降低行政行为的效果以及行政机关的形象，最终会使人们丧失对其的信赖。禁令出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以黄金印制的伟人诗词以及古典名著之类的书籍。这些图书产生了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查禁这些图书当然大快人心。但是，新闻出版总署在禁令中却作了“未雨绸缪”式的、扩大范围的限制。将禁止出版印行黄金书，扩大为禁止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类所有图书。这就涉及到禁止的范围问题。例如，是否所有含有黄金白银成分的图书，不管含量多少都应当禁止？珠宝和名贵木材的具体范围多大？何谓高档材质和豪华包装？从技术上讲，这些都含有很多模糊的、难以界定的因素。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行政行为的具体可执行问题。无法执行的行政行为还不如没有。因此，禁令的可操作性也值得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人治历史和强势行政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在管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习惯于上级和领导的一声令下。哪里的煤矿透水了，就一声令下统统停产整顿；哪里的鞭炮爆炸了，就一声令下统统关闭。一人生病，集体吃药。这样的管理方式，并不符合依法行政和科学行政要求。对于新闻出版总署的这条禁令，毫无疑问，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征程中，必须要符合法律和科学。如果被疑违法甚至违宪，那就令人遗憾了。因此，取缔黄金书还必须依靠法律和科学，绝不能一声令下简单从事了。

转自：转载    （浏览 568 次）2006-05-16 16:40:00   加入我的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