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贫富分化严重、腐败丛生，底层人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郎教授教我们看问题要看到本质，“舍末逐本”，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上还是处于“人治” 的状态。从这一点说，建立法治秩序是对的，但不可忽视的是，法治秩序却不是凭空而就的，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建成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法上的成绩是斐然的，这谁也不能否认。但法律成为大家都遵守的规则了吗？否！越是有权的人，越是可以不遵守法律，越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定出一大堆法律，大家却不遵守，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过的经历。
建立法治秩序，让大家都依法办事，也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办到的。朱元璋建明朝的时候，刑法严不严？连人皮都剥下来了，贪污腐败的官员仍然前仆后继。朱元璋一死，他辛勤建立的严刑不都完蛋了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有法律的，但这些法律只是权贵的法律，是压迫人民的工具。
建立法治秩序要靠民主制度。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源上遏制官员腐败，才能让人民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迫于选举的压力，官员只有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捆绑”在一起，才能实现他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官员不受他的委托人控制，权力便如脱缰的野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把官员的权力约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显然不能靠他们自觉，而是需要制约和监督。
一个专制国家对官员的制约和监督主要来源于政权覆灭的压力，孟子民本思想就是这一个意思。孟子对统治者说，你要对老百姓好点，否则老百姓就会革命，把你推翻换一个皇帝。然而这个压力是由整个王朝来承担的，统治者作恶多端却不用立刻遭到报应，当然他会选择作恶多端了。因此，专制政府必然会越来越腐败。。
而一个民主的社会有选举的压力控制着官员，让他不愿腐败，同时，如果又有严厉的司法惩处和广泛的媒体监督迫使他不敢腐败，因此倾向于廉洁高效。
当然，没有民主，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可能会很廉洁高效，但那只是统治者的一是高兴的产物，完全没有保障的。对于必然的腐败而言，廉洁高效的几率只有１％。
所以，建法治秩序没有民主制度是不行的。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素质都不适应民主制度，这是错误的。中国老百姓被“专制”了几千年，性格中的奴性确实是民主的障碍。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大众普遍受教育的今天，只有靠民主实践才能克服这些性格上的弱点。等得越久，民众身上的奴性越深，反而不利于将来实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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