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德相济，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摘要：本文以郑培民精神为线索，从道德建设、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三个方面来论述如何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本文认为，要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不仅要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关键词：法德相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组织领导者，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邓小平同志说，培养和选拔大批能够跨世纪的担当重任的优秀干部队伍，是一项战略任务。必须选拔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信任的接班人。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局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内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高防腐抗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是保证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责任。解决好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方面，郑培民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历史一再证明，我们党的领导的成功，不仅是靠她伟大的思想理论武装民众、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民众，而且是靠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这样的领导干部无私奉献的形象、奋斗在前的行动去感召民众。因此，我们应与时俱进，推进德治。同时，我们也应推进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千千万万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式的好干部；只有这样，干部队伍的素质尤其是领导干部队伍素质才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我们的事业才会无往不胜。
一，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
从对道德理念的解释上讲，道德就是人类行为的共同准则，它没有领导和群众之分，跟法律一样应该是人人平等的。更进一步讲，党员干部更应该讲道德。共产党人讲德治，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努力成为全体人民的表率，成为身体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郑培民同志担任领导干部20多年，始终把“当干部就要多做造福人民的事”作为为官从政的基本准则和不懈追求，自觉坚持把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上，体现到当好人民公仆的实践中。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要完成好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因此，需要许许多多像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这样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
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我们有中华文化丰厚的资源可以开发，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可以传承。共产党人需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德治，需要我们扫除愚昧，用知识的钥匙去打开愚昧的枷锁。知识是火炬，知识是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各种丑恶现象，能使我们更为自信地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郑培民同志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党继焦裕禄、孔繁森之后的又一个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爱学习、讲政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政治理论书籍、一本本写得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政治上的坚定和理论上的清醒，使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对党忠诚，顾全大局、开拓进取，勇于奉献。
共产党员讲德治，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决定着党员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正确的世界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主观世界的改造而形成的。对党员干部来说，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不断坚定理想信念，真正形成并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和革命品质。这既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必然要求，也是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必由之路。郑培民同志身居领导岗位二十多年，之所以能够“永做人民公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大浪淘沙，警钟长鸣”，“真抓实干，为民造福”，根本点就在于他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世界观是总开关”。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考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一些腐朽生活方式，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冲击，一些意志薄弱者，包括少数高级干部，就因为过不了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人情关而毁掉了自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何在全党中形成普遍认同的人格追求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德治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去建设。因为道德只是个良心标准，而没有实际的条款约束，许多为官者往往在不经意中，或者是没有清醒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踩在道德的红线上。我们要像郑培民那样，在对待个人利益上、在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上、在对待小节问题上、在处理家属子女问题上始终坚持“警钟长鸣”。今天，我们推进德治，需要全党继续弘扬不断学习、勇敢面对现实的优良传统，因为发挥这一政治优势文明难以移植，信仰不能强制，道德需要自律。在世界的开放中如何深化爱国主义的情感，在个性的张扬中如何充实集体主义的内涵，在时代的变革中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等等，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作出更为完满的解答。我们还得以与时俱进的目光去更多地关注共产党人的先进事迹和精神风貌，去更多地关注全社会的文化教育。
二，加强党员干部的制度建设
在党的历史中，涌现出了许多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钱学森这样的先进人物。应当肯定，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主流和基本方面是好的，是能够遵循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带领广大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但也要如实承认，确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党的事业的要求，甚至还有极少数成为腐败分子。现实生活中，浑浑噩噩、尸位素餐者有之；层层哄骗，制造泡沫政绩者有之；权钱交易，结党营私，肆意掠夺国有资产、公然侵害民众利益者有之。各种腐败现象，老百姓有苦难言、深恶痛绝。面对这些丑恶现象，我们需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尤其在反腐倡导廉中当有更大的作为、更好的成效。党性、觉悟、自律是重要的，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
但是，光靠这些是不够的，还要有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因此，要有人大，有政协，有纪委，有反贪局，有检察院和法院的监督。当这一切已经全都有了，可是还遏制不住腐败现象的蔓延。其原因主要是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过于集中和由此带来的监督机制的不精密，不严格，不健全。邓小平说，一个好的体制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的体制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在好几年中，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制订了好几万条法律法规法令，让每一个当权者都处于制度监督之下，就连总统也不例外。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权力是会腐蚀人的，人是靠不住的，良心是靠不住的，总统也是靠不住的。人的思想品德是会变化的，而变化的原因主要不是外部的诱惑，而是权力机构本身可能出现的内部变化。因此只有通过可靠的机制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权力分割，相互制衡，公开、透明，谁也没有绝对权。如果有人拒绝这种限制和规范，他就必须下台；如果有人敢于向这种限制和规范挑战，他就有触犯法律和被绳之以法的危险。当然，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在美国行之有效不一定在中国也行之有效。然而，我们不可以搞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机制吗？我们的缺点是太相信人了，特别是对于“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有过功劳、有过贡献和荣誉称号的干部深信不疑，直到出了大事才说“真没想到”。
所以，除了继续完善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外，必须搞好制度建设。干部选拔任用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评价干部。要处理好评价干部问题，要注重干部考核，更要注重制度约束。干部实绩考核的结果，就是干部奖惩，升降和任职的前提和依据，又是考核工作的归宿和落脚点。这项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建设，因此考核管理机制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手段。由此看来，对党员干部的考核和管理，其重要性是很显然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
三，加强党员干部的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提出来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中外历史证明，没有法制保障的社会，民主遭到破坏，必然引发国家政局动荡，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必将衰退。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中国要摆脱落后的面貌，使国家繁荣昌盛，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局面的维护不仅依靠发展经济，更重要的要有民主保障。这个保障首先是将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有序运行，保证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依法治国，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就是要依法行政。郑培民同志在他的1998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要树立法律和法制观念，做到人人懂法、用法、守法，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郑培民》，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39页），但是，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人民法制观念淡薄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的人治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比较少。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要依法治国，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法制意识，尤其是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为此，必须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普法的重点是领导干部和青少年。邓小平多次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似有股挡不住的诱惑。有的干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因挡不住“诱惑”而蹲了监狱，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法制观念淡薄是一个主要原因。人称“广西第一贪”的广西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贪污受贿400万元，又有1400万元不明财产，在法庭上还要求玉林人民“再给我一个机会”。海南东方市委原书记戚火贵，贪污受贿1400万元，被判处死刑，还在法庭上大声狡辩“我把钱都交了，你们不能判我死刑”。国法无情，天网恢恢。
树立法制观念，最重要的是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当今，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对法律的信仰，而是过于注重道德、政治、权力的作用，法律在调整中国的社会关系中没有起到至上的权威作用。许多人犯罪的真正原因不是他们不懂法，而是不懂得尊重法。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忏悔”说：作为省委书记，自以为什么都懂。但是，通过法庭审理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个“法盲”；安徽省原政法委副书记李和中也说：我不是很懂法，并不知道事后收人家钱是犯罪行为。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小川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最后近10分钟的陈述中，他先后7次痛哭。张小川在当时的自我辩解是：“……我没有学好法律，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受贿，但是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是在犯罪。作为一名犯罪嫌疑人，我应该认罪伏法。” 贪官出事之后，把自己“不懂法”作为借口。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在分析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反省材料时发现，其中81.4％的人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
当前，一方面我们在大规模地立法，正处于立法高峰期；另一方面，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还不够，法律与人们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中国青年报》上曾经有一篇题为《我们对法律的期望》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制的现状不满意和担忧，并“期望”法律应有至高的权威、至尊的地位、至贵的价值和至诚的信仰。由此看来，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教育极其重要。因此，法律职业人、共产党人，以至全社会应该为让法律成为圣经，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规范与机制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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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柳 萌 .领导者更应该讲道德[J].群言，2002，（5）
[7]拜托贪官:别再说“不懂法”了,www.yangtse.com/2005-06/08
[8]刘澎.为什么“法律必须被信仰” [J],www.law-walker.net/200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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