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出于义

评李零的《丧家狗》与他笔下的《论语》释读（之一）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的出版，无意当中赶上了于丹《心得》热的余波，加之引人注目的书名，甫一上架便激起了另一波争论。这次争论的焦点似乎不在于其对《论语》的解读水平，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是否应该称孔子为“丧家狗”这个命题上了，因此，这场争论便又落入了“尊孔”还是“贬孔”的历史怪圈之中。

笔者以为，李教授此书出版的意义不在于此，因为有文献记载孔子自己对这个称呼也是认可的。顶多我们可以说李零教授把封藏了2500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宿命问题在新形势下重新摆在了国人面前，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醒悟或自身关怀罢了。其实，从孔子的角度来说，对于“丧家狗”一词的认可也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自嘲而已。值得关注的倒是目前我们对传统文献的典型代表——《论语》的解读水平到底有没有突破？它的趋向是哪里？改革开放以后科学的春天是否已经降临？北大的教学水平究竟有多高？

对于《于丹〈论语〉心得》，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评论，最近有好几本相关书籍上架，这是一种好现象。值得忧虑的是，这些评论虽然抓住了于丹释读方面的一些“硬伤”，但是，这些作者本身对于《论语》文本难点的解读并没有质的突破，因此，许多地方还是引用杨伯峻等近代学者的观点，使得错误仍然在延续。比如徐晋如等的《解“毒”于丹》中将“何有于我哉！”解读成“我哪里有这个素质啊！”（“有”通“囿”，自此是限制的意思。见该书第7-8页）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解读成“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不可以长时间在外远游（因为那会让父母忧怀担心），假若真要外出，也要在近的地方，要让家人知道。”（“方”通“谤”，在这里是指他人的指责。见该书第13页），等等。当然，这是当前《论语》解读整体水平限制的结果。

本月初，当笔者在长春学人书店的书架上首次看到李零教授的新书的时候，笔者所关注的就是知名古文字学家的介入是否能够带来某些新的突破，是否能够与笔者的解读产生某些相互间的印证，但是，当时翻看的结果是令笔者沮丧的，因为，从其对几个典型的难点的解读来看，这种突破并没有出现。下面举一个具体例证来说明一下：

作为古文字学家，李零教授的特长是古文字训诂，因此，笔者对他的期望决不能算过高。那么让我们先看一下李先生对于与训诂有直接关系的《论语·述而篇》的第一章的解读情况。

[原文] 
7•1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李零教授的解读] 
孔子是个复古主义者。
“述而不作”，是只继承延续，不创造发明。今人所谓“发明”，古人叫“作”。
“信而好古”，是既信古，又好古。
“窃比于我老彭”，是心里自比为老彭。（详见该书第142-144页）

为了简洁起见，以上仅是摘抄。对于这一章的解读，历来有错误，关键在于对“作”、“信”、和“古”字的理解上。笔者此前对于本章的解读要点如下：

先说这个“作”字，都说古人“述而不作”，可是奇怪的是：在孔子之前已经有《诗》、《书》和《易经》流传，这难道不是“作”么？因此笔者以为这个“作”字其中必有“诈”！果不其然，稍一追究，它的马脚就露出来了：“作”通“诈”。《管子•法法》：“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郭沫若集校：“作议，当读为诈譌。”《庄子•盗跖》：“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御览》六八四引作“诈言造语”。《礼记》、《汉书》当中也有例证。可证“述而不作”实为“述而不诈”的另一种写法。同理，第二十八章的“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中的“作”也当释为“诈”。文法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孔子的意思为“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的人”，他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写为“不知而作者”，即可以省去这个“之”字。但是，当我们把“作”释为“诈”时，这个“之”就不可省去，它代表被“诈”的对象——不知之人。孔子这里是讲他的教学童叟无欺，有教无类。

再说这个“古”字。疑古还是信古？这是直到现在还在争论的问题，笔者最近在几个古汉语研究网站都有作者发表这一主题的探讨文章。难道孔子真的如各注家所说那样是一个信古者吗？南怀瑾先生说：“但是他个人有个态度，信而好古，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证过的真信。”他的“加以考证的信”中的“考证”才是这个“古”字的真实意义：“古”通“诂”，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训诂”之“诂”。它的本义为对古字古义的训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复志赋》：“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朱校：“方从阁本古作诂。”还有，在同书的卷十四的《进士策问十三首》中，有：“谅非深考古训，读圣人之书者，其何能辨之？”读到这里，笔者也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古人早已察觉这个问题，可是今人竟然昏昏然不知觉醒！《汉学师承记•惠士奇》：“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古训，即诂训，训诂。

但是，这样理解也产生了一个矛盾：“信而好古”，既然需要考证，为何言“信”？反之，既然“信”之，为何要考证？原来这个“信”字也非“相信”之“信”，而是“验证”之义！何以见得？查孔子先言“述”而不“诈”，为了不“诈”，必须进行验证，而作为验证的具体方法，便是“诂”（做训诂工作）！

信”，证实；应验。《广韵•震韵》：“信，验也。”《国语•晋语一》：“臣之不信，国之福也。”韦昭注：“不信，卜不中也。”

这样一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两个子句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建立起来了：因为为了做到“不作（诈）”才“信”（验证）；为了验证，便“好古（诂）”，反之，正由于孔子“好古（诂）”，才能经过“验证”（信）做到“述而不作（诈）”。

笔者给出的参考译文为：

7•1 孔子说：“我阐述知识没有欺诈，为了验证古文我乐此不疲地对其进行训诂研究，（在这一点上）我私下把自己比作（商代的）老彭。”

关于“彭祖”（即“老彭”），李教授做了大篇幅的介绍，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搞明白孔子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老彭”：“这里，孔子提到老彭，很重要，因为年代更早，比上博楚简还早。孔子以彭祖自况，不是因为他长寿，而是因为他‘信而好古’。彭祖所信所好的古是什么，不清楚。”（第143页）

李教授在书中已经提到了《大戴礼记·虞戴德》对于“老彭”的介绍，但是仍然不清楚彭祖所信所好的是什么，这是极不应该的。笔者对那段介绍进行了重新解读，找到了孔子与老彭的共同点：

对于“老彭”之谜，魏尚书何晏的集注中就引包咸的观点道：“包曰：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朱熹《集注》的观点与此类似：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仅仅从这两句话的意思来看，何晏和朱熹也认为“好古”不过是“好述古事”而已，并不解其中“古”字的奥秘。古人的注释从根本上说，在我们搞清楚了第一章的内容以后反倒令人怀疑，因为孔子仔细研究古字，不单单是“好述古事”。为此，我们不妨翻开《大戴礼记•虞戴德》来看看原文是怎么描述“老彭”的：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继大，变民示也。”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于君唯无言，言必尽，于他人则否。” 
　　公曰：“教他人则如何？”子曰：“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祔怀袍褐也，行不越境。” [按：根据新的理解，笔者改变了部分句子的标点。]

在这段对话当中，孔子说了什么？他说：要保持言论道德。在君王面前，除非无话可讲，有话必然要说出来，在他人面前就不同。过去的老彭及仲傀，在对不同的人群讲不同的科目的时候，对于已经被吹大了的东西要把它缩小回原来的面目；对于已经被缩小了的东西要把它放大到原来的面目，要用德行来衡量教育，不随便发表言论。在众人面前发表言论，就如同夏后氏穿衣——内衣华丽，外衣破败一样，不越雷池一步。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彭”确实是孔子的崇拜对象，他们之间有着非凡的一致性——严格的学术态度。杨伯峻先生的注中指出了以前大家在看法上的不一致性，从今天起，笔者以为这个“老彭”之谜不再存在了，孔子所比的“老彭”百分之一百地就是这个“商老彭”无疑。

李教授在其介绍当中不当地渲染彭祖的长寿和床上术，远远地偏离了学术旨趣。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鉴于一次列举多个例证讲话严重影响文章的可读性，笔者在此仅举一例，以后将选择典型代表章节逐章进行评价。

李零老师说他正在讲《老子》，我为此实在为他捏一把汗，因为那是中国古籍当中的一块最硬的“骨头”。

[2007年5月23日星期三5：08初稿]

转自：转载    （浏览 529 次）2007-05-23 06:17:00   加入我的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