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悲剧性事件"富田事变"
历史秘闻
"富田事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年代中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
悲剧的起因背景
这件悲剧的起因背景，是赣西南苏区与红军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进行的"反AB团的斗争"。所谓"AB团"，本是1927年初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内的一个只有七、八个骨干分子的**小团体（"AB"英文意即"反布尔什维克"）。其目的和作为，是充当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一个先锋与马前卒。该组织仅存三个月，于1927年4月2日遭到革命力量的打击后，便基本已作鸟兽散。在蒋介石于四•一二公开背叛革命后，原AB团的头目便也以公开的国民党反革命身份而活动，AB团那杆破旗本已属于了历史，或仅为江西省国民党内部派系在一个短时期内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一个口号棍子而已。
廖承志在一九三八年时，问一个已转变立场投身革命的原AB团头目王某：AB团到底有多少人？王某实告廖：真正的AB团仅七、八个积极活动分子。
由于**的AB团是产生并活动于江西省的政治舞台，因此，凡是一切**的活动，便似乎都与AB团有共同特征。而实际上，真正的AB团与后来在江西苏区所肃的并不存在的所谓"AB团"毫无组织上思想上的关联。
因种种复杂原因，从一九三零年五月起，在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开始了"反AB团的斗争"。又由于缺乏经验，至使以"反AB团斗争"为主要内容而实际是为着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一开始就采取了严刑逼供的错误方法，从而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冤案。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被错整误杀。在一浪接一浪的肃反AB团的浪潮中，甚至许多在反AB团斗争中很努力的党政军干部，自己最终也被别人在严刑拷打下而胡乱指控成为"AB团分子"，遭到被处决的命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几个月内，肃出的"AB团分子"，竟占政府人员的四分之一；而四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的半个月中，竟肃出四千多人的"AB团分子"。滥捕滥杀之风，愈演愈烈。
而当时负责领导红军和苏区地方党政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江西省"行委"（立三路线时各省中共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还明确指示："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戳。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由此可见，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其"肃AB团"的斗争状况之惨烈。
顺便说说文革中的所谓"五•一六分子"的问题：
所谓"五•一六兵团"，起始不过是北京一个只有几十名激进"极左"、有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倾向大学生的红卫兵小组织，他们于一九六七年7、8月间，在北京贴出了一批"炮打周恩来！"内容的大字报与传单，尔后又在北京钢铁学院其"总部"里召开过有几名外地同观点红卫兵参与的部署"炮打"的会议，会上，又搞了一个筹备发展其组织的成立各路"方面军"（仿效红军时期的"方面军"建制）的人员名单。其实，那名单上的各个"方面军"，也就都是只几个、十几个红卫兵成员而已，如其所谓"第8方面军"全部成员，则不过就是串连到北京偶而参加了"北钢会议"的长沙市一中几个中学红卫兵。
在文革中闹造反与红卫兵活跃时期，那些什么"司令部""战团""兵团"之类红卫兵与群众组织的机构，相当多部份，其组织成员往往就只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拉大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作风，三个人一起就敢称"兵团"，五个人一集合就能自封"司令"。这所谓"五•一六兵团"也就这么回事。
然而，后来毛泽东对"五•一六兵团"公开炮打周总理一事，发了几句话，指责了"五•一六兵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姚文元又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反使这小小的"五•一六兵团"在全国有了点名气。
而在实际中，这"五•一六兵团"的几十名成员，早在一九六七年8月再一次在北京张贴炮打周总理的大字报时，就被中央指示谢富治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去，并将那些学生押到公安部看守所关了近一年时间，让其悔过认错后，才先后予以释放。因此，这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兵团"，其寿命也就这么几个月。
然而，到1971年中、林彪事件前夕，中央突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各行各业包括军队在内都不例外，无处能免。结果，那场运动在全国"清查"揪出了数以十万计的"五•一六分子"。而这些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都是不知"五•一六兵团"为何物的无辜者。而之所以被当成"五•一六分子"，则完全是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为体现自已在执行中央指示，而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再戴上一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而已。
这"五•一六分子"名词已成为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了。
一九三零年间江西苏区的"AB团分子"罪名，也是这样一个"筐"。
事变的过程
一九三零年12月3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江西省行委发出一封《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信中指名道姓说已有人供出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中的几名常委级领导人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等是"AB团分子"，而且指出要"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在这封信中，总前委还明确指示："特派李韶九（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同志率兵一连前往帮助捕捉李白芳等AB团要犯，并严搜反革命线索"。
12月7日下午三时，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官兵，来到了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包围了省行委机关后，先将李白芳等"AB团要犯"抓住捆绑，后又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拘禁。夜间，则用地雷公线香火毒刑逼供。当受刑的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与李韶九辩理，以自己过去的斗争历史来证明自己不会去搞AB团时，李韶九则说："我不与你讲理，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就是这打地雷公烧香火......无论如何你要承认是AB团与说出你们的组织，否则给你一个不生不死。"
在李韶九与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主持审讯下，在"不招供、不停刑"的情况下，被捕人员全都被迫承认了自己是"AB团分子"，在12月7日至12日五天时间内，共抓捕"AB团分子"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在这几天内并先后处决了四十余名；大部份的省行委领导人被肃成"AB团骨干"。
12月9日，李韶九率兵押解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从富田又赶到红二十军驻地吉安县东固镇，向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着手在红二十军内搜抓"AB团分子"。
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被指控为"AB团分子"。刘敌经与李韶九周旋假作坦白、设法回到174团一营营部后，便找来一营营长张兴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李韶九来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之事，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搞的"大阴谋"。之后，又听说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也被打成"AB团分子"，不知确否，一营营长张便前去军部探询。不料，张兴一质问此事，李韶九、刘铁超便将张扣留。
刘敌获知张兴被拘，便马上集合所部，将红二十军军部包围，抓捆了军长刘铁超，放出被李韶九关押的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之中，李韶九得以脱逃。
刘敌与谢汉昌商定，当晚又率部队前往富田，包围了省行委机关，释放出被关押的李白芳、段良弼等七十余名所谓AB团犯。之中，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及总前委增派来的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趁夜黑而得脱险逃走。结果，只误捉了来江西省行委巡视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不过，在整个事变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被抓的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省苏政府主席曾山的父亲曾采芹，也都先后予以释放了。之中，段良弼等还向被误抓的易尔士松绑道歉，并请他在尔后召开的会议上讲话。
被刘敌率兵解救出来的省行委领导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万邦、马铭、丛允中等人，于12日当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省行委主要领导人的曾山及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严重错误，又已逃走，就决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代理负责主持省行委全面工作。并对曾山、陈正人、古拍、李韶九发了追捕通缉令。
在这个会议上，还以省行委名义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拥护，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之中，平日喜欢毛泽东字体的省行委常委丛允中，玩了一个弄巧成拙的小阴谋，他模仿毛字体，伪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在那信中，毛泽东要古柏去搜集朱、彭、黄的AB团证椐。）妄图以此挑拔毛与朱德等人的关系。这封冠以"黄陂支部抄录"的假信，被作为省行委信的附件，一起分别送给了朱、彭等人。但朱、彭、黄不仅识破了那封假信，也完全不支持省行委，而公开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毛泽东。
12月13日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士兵大会，由刘敌主持，段良弼等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控诉李韶九等人滥捕滥抓刑讯拷打所谓AB团分子的情形，并发表了攻击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言论，提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口号，而贴出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后经获释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劝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才同意停止了反毛泽东的宣传。
当天，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又召开了会议，决定撤消刘铁超的红二十军军长一职，认为刘在李韶九滥抓滥捕时，其"脑筋分不清楚"是非，并以原172团团长萧大鹏为军长。同时率红二十军离开富田，前往吉安县永阳。15日，除曾山、陈正人以外的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阳召开了省行委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
一、对富田事件，"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听侯中央妥为解决。"
二、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报告此事变经过。
三、派丛允中随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前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然后再共同去中央报告，（后由敌情阻隔，未能成行）。
四、送黄金200斤到中央。
五、释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来的红十二军一连的全部官兵。
总前委，苏区中央局与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的态度
富田事变发生一周后的12月20日，总前委发出一封答辩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事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这些"叛逆"作斗争。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1月16日作出的《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虽然也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但同时还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AB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之后，均随红二十军到永新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并期待中央的最后决定。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段良弼在1931年1月中旬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并检讨自己错误请中央处罚时，不料，正值＊＊中全会刚刚结束，李立三下台，而王明一伙"左"倾分子进入中央领导。而段良弼送来的省行委报告，都是站在原立三路线的中央观点下写的，如指责毛泽东与总前委不打大城市只进行游击战等"错误"。这一来，使王明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认为毛泽东与总前委是坚定的反立三路线的、而省行委是拥护立三路线的。于是，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提出--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
悲剧的结局
一九三一年4月，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还希望"用会议方式解决纠纷"，便通知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前来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黄陂开会。而当刘敌等人也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会议，合理解决问题而按通知前来参加会议时，刚刚到达苏区、同时负责传达中央决议的中央三人代表团（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却不仅严厉指责项英的这种做法是"右倾错误"，同时，还指示将前来开会的富田事变领导人一网打尽，予以审判。首先将刘敌执行枪决，其他领导人则关进监牢，尔后也分别一一枪决。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萧大鹏等，则在奉总前委令于同年7月开到于都县平头寨时，一天早晨，受总前委命同时负责指挥红二十军的河东红军总指挥兼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等人奉命，下令在平头寨谢家祠堂召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会议，然后将从军政委军长以下到副排长的军官通通扣押缴械。不久，又将军长萧大鹏等与相当数量的不知AB团为何物的排以上干部先后处决，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编入红七军。（而李明瑞本人在此后三个月的1931年10月，也不幸被打成所谓"改组派"而遭被处决的命运。）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在富田事变时正在家里养病，富田事变后奉苏区中央局与总前委命，仍任红二十军政委，并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全会上补选为侯补中央委员（曾未与会）。1931年7月被捕后，仍在1932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要犯"予以处决，曾在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仅30岁。
邓小平对富田事变曾有过的观点
邓小平于1931年4月29日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谈到富田事变时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
邓小平进而明确指出："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仅看到了富田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批评了总前委的错误。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观点，实际就已表明了富田事变的起因与性质。
不过，邓小平的这份向中央提交的有16，000余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虽是于4月29日在上海完成，但却是在他于1931年2月17日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央作汇报前的观点。《报告》虽通过交通员交上去了，但在上海几个月等待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一位中央负责人或中央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接见邓小平，或给邓以明确的工作指示。（因为，王明主持的中央早在3月份就收到了不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些报告，那些报告将邓说成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因而，邓小平对于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定性的决议、与苏区中央局后来处决富田事变领导人等情况，是一概不知了。所以，他在向中央的报告里，仍持了一种客观态度。因此，也才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中共高层领导人当时对富田事变的持明确客观看法的宝贵资料。
"富田事变"错案为何得不到平反？
对"富田事变"一错案，七十年过去了，但至今没有对其参与者予以正式组织上的甄别平反昭雪，更谈不上对整个事件予以平反了。而只有一些党史工作者，在党史研究后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书籍中，为那些含冤红海的不幸者进行史料中的"纸上"甄别平反与昭雪。
现在客观地来看，富田事变的起事人领导者，虽然在其事变过程有过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过头做法（如要抓捕省苏主席、总前委秘书长、中央提款委员，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等），但确又事出有因，其性质明显是对当时那种错误的肃AB团及其逼供信的无人道做法的一种自卫性行为。在整个事变过程中也没有杀害一个人，事后，也仍然抱着相信中共及中共中央、中央局领导态度行事，仍去向中央报告情况并请求自处；既与国民党继续作战，又服从中央局与总前委的调遣、命令，直至最后自投罗网并被处决。既没有发现他们是什么"AB团分子"的证椐，而他们又无投敌的罪行，而且，他们自始自终却还都在做共产党所要做的事。因此，不给这些人平反昭雪，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七十年来，之所以不能为富田事变及其当事人平反，前五十年，不言而喻，当然是由于毛泽东的原因。因为富田事变起始的直接肇事人虽是李韶九，但事变后的矛头却对着了当时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
一桩明明白白反对毛泽东的事变，谁还敢去为它甄别平反？连想一想都是不敢的。
在中共历史上，压制、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并不少，如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王明、博古，甚至还有朱德、陈毅等。但这些人都是相对有身份的"大人物"，毛泽东对他们也能较为客观的对待：能团结来共事者，继续共事（如李立三、博古、周恩来等）；不能来共事者，也就随他去（如王明）；如愿回来者，又给予欢迎（如张国焘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写信给毛，想要回来做一点事；毛确也批示同意。只是张后来自已又不想来了）。
可是，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在中共历史上身份似太"低"，毛泽东除了自已于此事总结出一些以后党内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从政教训与经验之外，他显然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力量与动力能促使他主动为已过去并定性的"富田事变"平反。
延安初期反张国焘的斗争中，红四方面军旗下的一个军长许世友，对那斗争的扩大化有些不满，并企图带部队出走，结果被抓起来，有人已提议要将其以叛变罪名而予以处决。但在此事上，毛泽东却表现了宽宏大量，不仅否决了处决许的提议，而且亲自到关押许世友的地方去看许，并且耐心听许发牢骚，而后有批评也有表扬地说服了许世友，同时，下令将许放出，官复原位。从此，许世友成为了铁心拥护毛泽东的一员战将。
毛泽东对许世友能采取这种极具水平的态度与方法，当然是他显然考虑了许世友当时那种反抗态度的后面，有着几万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共同感情基础，对许采取的任何不适当做法，都会不利于中共大局。这样，致使毛泽东不能不谨慎行事，多用脑子、少用或不用战时纪律。而富田事变领导人的后面，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显然没有多大的力量背景。
富田事变的领导者那些人的上级，也就是苏区中央局与总前委这些领导。而较为客观对待他们、有可能为此事讨还一点公平的项英，当时也不能对抗中央政治局对此事的定性，尔后，项英又不幸在皖南事变中阵亡，永无为他们讲话的机会了。总前委的朱德、彭德怀等人则当时已表态支持毛泽东，事后，只要毛泽东在当主席，他们显然也更不会为此再讲什么公道话的了。既如此，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又有胆量来为富田事变一事还以公道呢？
毛泽东去世后这近二十年来，虽然有原红四军师长的萧克将军等，对富田事变一事的处理提出过一些看法，但大概是事隔久远，富田事变的主要当事人都早不在人世，其后代想必也没有什么地位，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找的有地位的"叔叔伯伯"帮助来向中央申诉。因此，大概中央有关部门认为，对这件错案纠不纠正，似乎也与当今的大局没什么关系。
同时，富田事变所表现出来的"犯上"行为，也许是哪一个当权者都不会喜欢的话题。（国民党的张学良搞了"犯上"的西安事变，蒋委员长不是就软禁了张学良一辈子吗？）如果是这样，富田事变一案，在现实中恐怕将永无翻身之时，而只能存在于史海中，让后人去评说了。
不过，这毕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曲折前进的历史车轮，在扫荡一切反动势力之时，也总难以避免同时会碾碎前进道路两旁的一些无辜者，甚至会碾碎一些本来就深深地衷心地拥护社会进步的革命者。这种为历史前进所付出的悲剧性代价，常常使后人掩卷叹息倍觉伤感。然而，纵观人类进步的全部历史，似乎这又是一种无法根除的弊端，是历史前进中的一种无奈。
人们能够做的事，除了在前进中尽量避免此类伤害无辜者的事少发生之外，也许还应该做的，就是在事后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予以各种形式的补偿，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让后人不再有叹息与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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