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会强律师的博客

过去的中国人比较讲究“一日为师，终生父母”。这当然是出于对老师的一种非常朴实的尊重和敬仰。铭记和感激老师们为弟子解惑和引路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种铭记和感激是出自内心的和超越时空的。而现代的人们（尤其是香港的人们）将老师视为“商品（知识）”的出售方，将学生视为消费者或“上帝”的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种人性的倒退。在香港，这种商业化的教育制度被奉行，老师们被卷入一种“怪圈”：老师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学生的成绩，因为学生成绩不好会影响学校的生源；没有生源，老师们的饭碗也可能就此不保；如果学生成绩不理想，学生也可在对教师们的评估中进行无理地贬低，学校也可因此不与该教师续约；这就迫使老师们不敢严厉、认真地对待学生的不良行为……香港的很多学生将自己的毕业视为“买卖”关系的结束，从此将老师视为路人。有时面对面的经过，老师可能还记得他们，想问候一下，但他们却目不斜视地经过和离去。在这种境遇下，做老师的心情一定不会好受……

 

我还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至少我不会忘记我以前的老师们对我的教育之恩。以后有机会要一一写出来。现在要缅怀的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武汉教授。武汉教授去世多年，可能现在已经被人遗忘得差不多了。我上网找寻有关他的资料，居然没有什么记载。所以更有必要将他的故事讲出来。

 

武汉教授作为我国第一个犯罪学硕士专业的指导老师，他的名字和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而作为他的“开门弟子”之一，我也从来未忘记过他教导我们怎么做学问和做人的。我在他有生之年，还每年会约其他两位师姐和师兄去看望他，请他品尝他最喜欢吃的虾球（粤菜）。可惜，作为他的“开门弟子”，我没有坚守他的衣钵，而在海外留学时，改攻其他法律专业。更为可惜的是，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在海外进修，无法回国参加追悼会。

 

老先生在世时，精力旺盛，雄心勃勃。但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治学严谨。他的文章和书籍都是他自己呕心沥血的结果，从来不会让我们代为写作。对我们的作品，他也是非常认真仔细地批语，让我们只署自己的名。在当时，犯罪学这门学科常常被人嘲笑：我们是研究怎么犯罪的。其实，这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而武汉教授在这个领域的贡献可以从下文中窥见一斑。

 

下面这篇文章是刊登在《解放日报》1988年8月3日第七版上的特稿，是一个叫李尚志的人写的。我想，他本人和《解放日报》都不会反对我将这篇文章重新抄出来，缅怀和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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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国际俱乐部的会议厅里，晶莹剔透的吊灯撒下银光，四壁生辉。以主席台为轴心呈扇形展开的50多个席位上，坐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和观察员。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正在这里召开“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会议。

一位身着西服、双鬓斑白、态度从容、眉宇间流露着英气的中国代表端坐在代表席上，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用“综合治理”的方法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情况。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赞赏。

这位中国唯一的代表就是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委员，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武汉。

联合国特别代表爱第也咪先生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作了总结发言，也特地提到了武汉教授：“我代表联合国祝贺中国当局派遣武汉教授参加我们的委员会，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我们发现他是非常完美的先生，他很友好，非常聪明，非常谦和。我们对他的合作精神和有价值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

如今，武汉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控制委员会4年的委员任期已经结束。他回到了上海宁静的家，埋首于他的犯罪学的研究。可有谁知道，这位博学多才、富有魅力的犯罪学家，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历尽坎坷的人物：

 

从“公子哥儿”到共产党员

 

武汉出生在广东汕头市一个医生世家，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武汉本姓吴。名武汉，以后人们习惯地直呼他的大名。他从小洒脱、聪明、好动，家乡的阳光、沙滩、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格。16岁那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山头，学校被迫转迁山区。当时，海陆丰暴动后星星之火仍在山区燃烧，抗日救亡成为人们讨论关心的主题。武汉同进步学生青年一起刷抗日标语，带领演出队到乡下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1942年，武汉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课余演戏、唱歌、跳舞，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还带点“公子哥儿”味。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不难在十里洋场混出点名堂来的，可是，谁也想不到他会作出另一种选择。

1943年初，在新四军七师前线担任卫生所所长的姐姐，从安慰芜湖来到上海看望武汉。姐姐向他讲述了皖南根据地的生活和工作，并邀他去根据地玩玩。

武汉抱着好奇心，带着“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在寒假如约前往。

小船载着他渡江过河，靠上码头就是新四军根据地。奇怪，这里三免受敌，却没有见到森严的关卡；老百姓有吃有穿，怡然自得；组织起来的合作队开荒生产，井然有序；县长、局长穿着土布衣裳，同老百姓话家常；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这一切，在武汉看来是多么新鲜。

晚上，姐姐给他讲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战斗故事，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在20多天的生活中，武汉有机会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的著作，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皖南清新的春风与上海沦陷区压抑的空气恰成鲜明的对比，使武汉深切地感到：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脊梁，使中华民族的希望。

离开根据地时候，部队首长拉着武汉的手，和蔼地说：“武汉同志，你是上海的学生，回去后帮我们办点事行吗？”

“同志”，这个词是多么新鲜而亲切啊。“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您尽管说吧！”

“部队目前缺少理论书籍……”

回到上海，武汉利用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和新四军在上海的交通员一起，瞒过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务的耳目，为根据地购运了大批禁书。就这样，武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学毕业后，武汉以商人的身份，同日本商人打交道，用皖南的粮食交换敌人的药品、钢管、通讯器材等，为新四军七师增添了大批紧缺的军用物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国民政府一下子还来不及赶到上海接管烂摊子。一天，武汉从日本商人那里得到消息：日军在虹口有座军火库，藏有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4架飞机。日本原木馨准将曾透露，只要出具中方部队的证明，可以把仓库武器悉数送缴。当时新四军七师正向山东进军，武汉无法与部队联系，一时拿不出证明。如贻误战机，就会被国民党部队坐收渔利。武汉与另一交通员商量后，立即托人去清浦找新四军别动队联系。

数日后的一个上午，在上海沙逊大厦（现和平饭店）6楼，武汉和另一交通员出现在日军原木馨准将面前。原木馨不敢直视这两位神情庄重的不速之客，他用颤抖的双手接过盖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南挺进中队”红印的证明信，连连说道：“可以，可以，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离开沙逊，武汉马上驱车赶到日军军火库，拿了两箱德国造的20响博克强。同时，派另一交通员到苏南找到部队，引来5艘大民船运走了大批军火。

不久，国民党发现吃了亏，派出特务到处搜捕武汉。武汉只能带着未婚妻赵抚安奔赴解放区。

赵抚安是武汉的表妹，父母都是大资本家。她当时是上海沪江大学拿到金印文凭的女高材生。这位俏丽的大家闺秀放弃优越的生活，也参加了革命。

1946年初春，身着新四军军服的武汉和赵抚安举行了婚礼。大上海一对“洋”知识分子私奔根据地，在当时的淮阴成了一大新闻。华中局机关为他们包了最大的饭店的二层楼面，摆下了酒宴，曾山、扬帆等领导同志特地赶去祝贺。

武汉的老母亲千里迢迢赶来解放区看望儿子、媳妇。老人对媳妇说：“家里已给你们办好了去美国进修的手续，回去准备准备吧！”赵抚安笑着答道：“我们不会去美国的，解放区的事业正等着我们干呢，跟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啊！”此时，武汉夫妇的追求与中华民族的出路，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夫妇分两路随华东局社会部南下，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做准备，搞情报。在戎马生涯的南下路上，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市长秘书到“牛鬼蛇神”

 

子夜时分，海关的钟声在沉寂的黄浦江两岸回荡，上海市政府市长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武汉正在处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的文件。他的抽屉里，放着陈毅市长和潘汉年、盛XX、华XX副市长的3枚图章。

上海解放后，武汉相继担任了陈毅、潘汉年的秘书，他接待来访，开调查会，起草文件，安排事务……真是日理万机。武汉态度严谨，作风利落，大事向上级汇报，小事直接处理，当天的事当天毕。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着疯狂的颠覆活动。为了同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上海市公安局组织了一支新的队伍，武汉被派去担任侦察科长。

战幕拉开了，武汉带领公安战士经过周密侦察，连续破获了数起重大的帝国主义间谍案和反革命集团案。每当激战前夜，都由武汉去北京汇报作战行动方案。然后回上海等候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电令。

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武汉正在办公室审阅案件，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武汉以为北京下达了重要命令，兴冲冲地来到政治处办公室。可是，这位“侦察总指挥”万万没有想到，上级向他宣读的竟是这样的命令：“立即停职接受组织审查”。理由是：你当过潘汉年的秘书，你妻子赵抚安市扬帆的秘书，你们与“潘杨事件”有联系。

就这样，他被莫民其妙关押了两年。两年后，才获得自由回到公安局重新工作。

大鸣大放开始了。公安局机关召开科级以上干部座谈会，说是“党内谈心，加强团结”。武汉性格向来直爽，在会上把闷了多年的心里话一吐为快：“潘汉年有4个秘书，为何单独关我一个？”“罗瑞卿同志对扬帆有过正确的评价，他不是反革命分子。”

武汉是搞侦查工作的，可他从不知道为自己设防，他哪里知道，这下自己却中了“引蛇出洞”的圈套，有人正等着他说这些话呢。

几天后，武汉被宣布是公安局的“反党头头”、“极右分子”，处理一件是“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劳动教养，每月发15元生活费”。赵抚安则被下放到外地农场。

突如其来的政治旋风，一下子便把武汉打得晕头转向，他坠落了，坠落了，落入了无底的深渊。他万万没有想到，参加革命，跟随共产党，一夜之间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命运对他实在太无情了。

武汉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心灵的负荷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走过公安大楼的“空中走廊”，脚步踯躅了，他想往下一跳了事，“让灵魂得到超脱”。但转念一想，即使是夜宿，也认为自杀是一种罪过。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不应当走毁灭之路，当迟早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武汉自信自己的判断，自信自己的价值，他决计同命运抗争。

回家后，他一天之内变卖了所有的家具，又下了狠心，把最心爱的《英国百科全书》处理了。他是一个受难者，横下一条心，等待着一切灾难的降临……

“大跃进”的年代，武汉被送到江湾公社劳动教养。种菜、挑粪、徒步推车往市区送菜……凭着从小练就的好身板，硬是闯过了劳动观。

每每收工回来，武汉会发现灶前凳上放着煮熟的鸡蛋和微热的包子……哦，人世间，人与人的情感并没有泯灭。武汉在当地农民中得到了同情。

上面派人来查询武汉的“表现”，当地的干部恳切地说：他积极肯干，能否给他摘帽？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

武汉接着转到公安机关农场劳动教养。凡是最脏最累的活都得由他来干。一年之后，下放干部一致反映武汉“表现不错”，上面不得不同意给他摘帽。

不久，武汉夫妇倾家荡产来到外地农场，武汉每月只拿20元生活费。武汉种过田，搞过试验站，当过小店营业员，仓库保管员、裁缝店的收票员……可是，很奇怪，他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无论复杂劳动、简单劳动，他都能干，他还掌握了一套令人赞叹的植物嫁接术。

又一场厄运随着整个民族遭受的浩劫降临武汉夫妇的头上，他们在劫难逃，被押到“牛棚”里关了整整4年，被迫从事修桥、铺路等重活。

饥寒、贫困威胁着这对相依为命的夫妇。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武汉将一小盆荤菜分作两顿吃，将一支“勇士”牌香烟折成两截抽。赵抚安卖掉了手表，甚至想卖掉她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心爱的荷兰手风琴来维持生活，被亲戚知道后拦住了。他们夏无像样的衬衫，冬无面毛衫裤，两人合穿一件毛绒衣……

动乱的年代，刑事犯罪案骤然上升，农场又接纳了一批罪犯。由于当时缺少干部，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工作上可利用”的武汉，竟然当上了团山分场三中队“队长”。那些管教对象都知道武汉的“底细”，还时常嘲笑他是“等外队长”（收入最低）。可说来也奇怪，他们都听从这位队长的话，连三个赫赫有名的“一条龙”也被武汉一一制服了。武汉上任后，三中队改造秩序稳定，生产指标提高，连续被评为先进中队。

岁月在默默地流逝。武汉在田野踯躅独行。月色衬着他那疲惫的身躯，脸上沟壑纵横，显得格外憔悴。

多好的夜空啊，只有这个时候，他才可以从思想中享受一下自由，享受一下期望，从中找一点满足……

邪恶势力的倒行逆施是不会长久的，社会总是走向进步的，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还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吗？

“五十年代，曾侦破过犯罪专案，六十年代，又整天同罪犯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经历岂不是很独特吗？世界上哪个司法专家和学者有这样的经历？”武汉顿时萌生了研究犯罪学的念头：“为什么一些人屡屡犯罪？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规律和手法？他们犯罪的主、客观条件是什么？心理状态和行为结构如何？可以设置哪些有效的障碍阻止犯罪？…...”武汉不由发出苦笑：这是月光下的空想，啊，空想……

 

从“牛鬼蛇神”到犯罪学家

 

子规啼血，东方换屈，期望终于回到了人间，武汉夫妇遭受潘杨冤案株连，经过23年，终于得到了平反。23年啊！多么漫长痛苦、艰捱难熬的岁月。

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干部来到武汉所在的农场，拉着他的手说：“武汉同志，你受委屈了，党委决定纠正错案，恢复你的党籍，并派我接你回上海工作。”

一声“同志”，武汉这条硬汉再也忍不住眼泪了。36年前，当新四军首长第一次称呼他为“同志”时，他是多么的激动。二十多年来，他被推出党的怀抱，成了党的游子。今天，党委派来的干部重新称他为“同志”，而且请他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这种温暖，只有被解放的人才能深切体会。

不久，一位熟悉武汉的老同志请他去华东政法学院执教。从此，他实现了研究犯罪学的夙愿。

唉，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年近花甲的人啦，他恨不得把每一分钟时间拉长。

可是，“命运”竟如此于武汉作对。赵抚安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背纤者”，在背着沉重的生活之舟，经过漫长的艰难历程，已可顺流而下，深深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却倒了下来。赵抚安不幸得了不治之症—白血病。夫妇俩膝下只有一个住宿在大学里读书的女儿，照料病人的重担落到了武汉身上。他分身乏术，妻子需要他，他需要妻子—他为妻子四处求医寻药，他为妻子烹调合乎口味的菜肴。

可是，事业需要他，他也需要事业—他贪婪地吮读中外名著，吸收最新科学理论，悉心撰写教案。武汉每周最多时要上13节专业课，还带了3个研究生。他讲课观点新、例证多，受到其他教师和学生的好评。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张声华慕名前去听课，他说：“武教授编写的教材是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他讲课对我有诱惑力，太吸引人了。”

武汉的学识才华像蕴蓄已久的潮水，一旦打开闸门，便滔滔进流。武汉运用现代科学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阐述刑事侦察原理。他率先组织编写出版有中国特色的犯罪学教材十多本，其中《刑事侦察学》、《专案侦察》、《刑事侦察原理》等是他自己撰写的，引起了专业理论研究人员和司法部门广泛的重视。特别是《刑事侦察原理》一书，吸收运用现代科学的信息论，对刑侦理论进行探索，获得1984年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武汉担任了华东政法学院犯罪学教研室、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和犯罪学系主任，担任了中国劳动改造法学会顾问、上海市犯罪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犯罪行为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市改造学会副会长。同时，他主编一家刑事侦察的专业杂志，担任另外两家法学杂志的编辑。由他领导的教研室连续4 年被评为先进集体。

1983年，武汉被授予教授职称。正当此时，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需要物色一名代表，这个人无疑需要有资力、有身份，并且必须精通外语。还有比武汉更合适的人选吗？

武汉由中国政府提名，被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全体会议选为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国在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委员。

武汉要出国了，要去美国出席会议。 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美差”，他走不开。此刻，他需要待在妻子身边，他怎忍撇下陈疴中的抚安呢。抚安啊，抚安，多好的名字！这时，妻子又一次“安抚”他：“去吧！武汉，去联合国是大事。”

抚安看到武汉为出国忙得不可开交，便强支病体，帮助翻译和整理文件。抚安自小读教会学校，英语底子比武汉还好。

多么可敬、可佩、可叹、可赞！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妇无比珍惜工作，工作是愉快的。他们只是惋惜：过去我们想多干，却不让干；现在可以干些工作时，体力却不行了。

病魔在无情地吞噬赵抚安的生命。1984年6月，他病情恶化了，而女儿正值大学毕业考试。武汉通宵陪夜，白天坚持到校教课、开会。他眼睛熬红了，累倒在沙发上抬不起腿来。送赵抚安去医院抢救，也是有老战友代劳的。

赵抚安在弥留之际翕动着嘴唇，她有多少话要对武汉讲啊！在一起过的好日子太短暂了。

赵抚安喘着气，断断续续地留下遗言：“我死后……请把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武汉泪如泉涌……这是一位硬汉的泪。男儿有泪不轻弹。此刻，武汉却止不住倾洒了。这仅仅是对爱妻的痛悼吗？不，不尽然……

 

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国际俱乐部的会议厅，国际会议在继续进行中。时间是1984年5月20日。在这次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专家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青少年犯罪刑事司法管理最低标准规则》，并郑重地以会议东道国首都的名字将这个规则命名为“北京规则”。这是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的第一个用“北京”二字命名的文件。当大会主席正式宣读这一决定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武汉兴奋地把“北京规则”高高地举过头顶，许多国家的代表向他报以掌声。

早在1980年，联合国A国犯罪研究所就争着承接制定《青少年犯罪刑事司法管理最低标准规则草庵》的任务，组织专家花了3年时间进行修订。在曼谷会议的最后一天，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出异议，草案没有通过。

于是，联合国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委托A国犯罪研究所进行修改，交同年11月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

        11月的国际会议是在A国的首都召开的。会上，武汉就修改草案发表了意见。许多国家的代表听了后，连连点头称是，都主张对草案再进行修改。联合国司法处做出决定：将草案提交1984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审议定稿，并由会议的东道国负责修改草案事宜。

经过武汉和其他司法干部的努力，修改草案在会上被一致通过了。“北京规则”诞生了。一些国家的代表赞许地说：北京会议对世界青少年犯罪管理做出了贡献。

去年8月，已经离任的武汉受到了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的来信，委托他调查报告“北京规则”在中国的执行情况。武汉在报告中指出：“北京规则”在我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我们依据我国国情和司法原则，分别不同的对象和层次，本着有利于保护和挽救犯罪青少年的原则，制定了从帮教、工读学校、劳动教养到判刑改造等一整套的青少年司法管理体系，创造性地体现了“北京规则”的精神实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武汉撰写的《“北京规则”在中国》的报告，已被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编入即将出版的国际《刑事司法》杂志。

在武汉的家里，墙上悬挂着这样一条字幅：“不信东风唤不回”。过去的都已过去了，东风终于被换回了。武汉进入了“第二届青春期”，他雄心勃勃，发誓要在有生之年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学体系竭尽全力。

今年2月，应联合国远东犯罪研究所之邀，武汉前去日本东京，为亚非拉地区22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官员讲学；今年以来，由武汉牵线，华东政法学院与联合国社会防卫研究所、远东犯罪研究所学术交流合作的谈判已取得成功；摆脱了学校行政职务的武汉与他的同事们正在积极筹建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他还兼任了6省市公安专科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要做的事太多了。

67岁的武汉正乘着唤回的东风，朝着新的目标奔去。

（解放日报1988年8月3日第七版特稿，李尚志）

转自：转载    （浏览 1001 次）2006-05-16 14:24:00   加入我的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