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来帮我们反腐败？
据《楚天金报》报道，荆州市民政局原副局长易先华，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非法财产94．7万元上缴国库。易的落网，是小偷偷出来的。
据报道，此案源于2004年。因盗窃罪被判刑的案犯魏某，为争取立功，交代其曾于2000年6月，在易先华家中盗得现金26万元。这样，检察院才开始立案侦察，并最终将易先华绳之于法。
小偷偷出贪官，这不是第一次了。贵州省长顺县原政协副主席、计划局局长胡方瑜在睡觉时，裤子被小偷从窗外挑走。这一挑不要紧，居然挑出一个腐败大案——裤子皮带夹层中有四张大额存单。小偷将裤子扔掉后，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公安局，胡方瑜的腐败事实终于浮出水面。
稍稍对这几年来全国发生的腐败案总结一下，就可以发现，与小偷相关的实在不少。陕西省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河北省秦皇岛市原财政局长姬向午、江苏省徐州市体委原主任王铜山，这些贪官都是被小偷捎带出来的。再加上情妇牵出贪官、“官官相杀”杀出贪官、日记写出贪官、艳舞舞出贪官、不幸事故牵出贪官，太多的腐败案件都是经过非正常渠道曝光的。
打击和防范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是监察机构的重要职能。可是，这个重任似乎落到了“小偷”、“情妇”等人的身上。贪官为什么不是“监察”出来的？这可以从“不慎”落马的官员口中得出答案。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人能管了。”并不是监察机构的眼力不如小偷，而是他们“视而不见”。
每一次有大案要案出来，总是说要加强监督，要从制度上弥补漏洞。然而，诚如梁漱溟大师所言：“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意思是说中国人最大的特色是空谈。这种“不落实的文化”反映到决策领域，就是“制度”的空谈。反腐败中的形式主义也很不少，什么廉内助、廉政承诺、廉政账号等，这些用来加强监督、填补漏洞的制度创新似乎“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口号喊过以后，谁都没有当回事。今后，还得依靠小偷来帮我们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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