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的发展，不外理论与实务两个途迳。其中，大学教育有其无法替换的地位。我们的大学教育，是以法曹就业为主要导向？或者在日趋技术化的背后，保有一块启发思维与创造的空间？这是吾人在为文介绍牛津大学法学教育时，念兹在兹的问题意识。简言之，本文立意远非在鼓吹牛津或英国法学有多么好（今日的台湾也早已超越了单凭名气取决学力的阶段），也并非全然以提供实用信息为导向。本文小小的愿望蒨宁在藉引介牛津的同时，抛出法学教育方向的些许思考角度。若笔者个人的观察不致过度偏离正轨，现象的背后概念世界(the world of ideas)的深广，是牛津大学法学教育的特色。本篇若能就此指出一两个贯通的脉络，未尝不是一得。back
首先，学士后的学位有「教学学位」(taught degrees)与「研究学位」(research degrees)的基本区分：前者主要以修课为主，相当于欧美一般大学的LL.M.，但牛津的法学硕士称为Bachelor of Civil Law (BCL)。虽然表面上是个「学士」(Bachelor)，但实际上BCL是大英国协法系中，地位最崇高的硕士学位。不管是英国本地，或远从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来的同学，莫不以能进BCL班级就读为荣，若能获得优等，更是实力的保证，不论实务界或学术界，都乐于接受。英国有许多著名的法学教授，都「只有」BCL的学位，但不妨碍他们在学界的表现与地位，牛津圣约翰学院的英国法讲座教授，公法权威Paul P. Craig即是一例(其弟子包括台湾第一位牛津法学博士廖福特先生)。国内曾有论者据以言英国大学很多教授都只有「学士」学位，隐喻学术水平不振，实是表像的观察，更何况在英国实用哲学的思考里，「学位」与「学术」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非具博士学位者不得升任教授」这种形式化的限制。
BCL是为有普通法训练背景的学生所设计。许多科目是英国法基础科目的进深，目的在使学生有就此深入了解与思考的机会。授课的教授往往是当今的权威，例如讲授不当专利(Restitution)及罗马法的Peter Birks教授，国际私法(Conflict of Laws)的Adrian Briggs教授，刑法的Andrew Ashworth教授，以及讲授欧洲企业管制(European Business Regulation)的Stephen Weatherill 与Derrick Wyatt两位教授等。坚强的师资阵容结合牛津开课的特殊角度(特别强调哲学与历史的面向，例如有一门课叫做「普通法的哲学基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mmon Law)，以法理学的角度贯穿普通法上的诸多议题)，使得牛津BCL的课程，具有独步全球的特殊性。至于教学方法上，也以我们较熟悉的讨论课(seminar)为主，导师小班教学为辅。一门课平均要在两学期上十六至二十堂的讨论课，第三学期再由导师课对学生个别补强，或针对其考试的需要预作准备。BCL学生的用功程度，传统上即是牛津之最，导师对学生的「正当期待」是一周六天，每天在图书馆至少待八至十小时，竞争之激烈，自不待言。课程以一年为期，十月开学，次年六至七月考试，以笔试为主。每位学生必须修三至四门课(视每门课学分轻重而定，累积须达十二至十四学分)，亦得选择缴交论文(12500字以内)代替四科中的一科。
自九０年代起，牛津的「教学硕士」多了一种学位，称为「欧洲法与比较法硕士」(Magister Juris in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简称MJur)。其立意在于因应欧洲集成的趋势，藉扩大招收欧洲大陆法系背景的学生，促进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相互了解。由于这个缘故，MJur较BCL更适合台湾的法律系毕业生。MJur的选课规则颇为复杂，有稍作说明的必要。(笔者初到牛津读MJur学位时，即因缺乏信息，且对于MJur与BCL性质间的差异，没有很深的了解，以致错失一些策略性的选课的良机。)简言之，MJur的特点有三：第一，BCL的课，只要你有本领，都可以修，但明显地，许多英国法的传统科目，对没有基础的大陆法系毕业生相对吃力，若没有特殊生涯规划的考量，通常不易轻言挑战。第二，有许多门课设计上融入了比较法的成分，本意即为配合来自两个法系，世界各国学生的需求，这样的课往往也是扩大观点视野的绝佳机会。例如比较公法的课程，由英、法两国的教授合开，共同检视英国、法国与欧盟行政法上的议题；或如比较人权法，取材的触角广及美国、欧陆、及英国协国家的案例，而在座的也往往有来自该国的同学，提供在地的观点。第三，MJur学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修习大学部所开的课程。其意在给有意愿的大陆法系学生，从头修习普通法的基础科目的机会，使他们在取得硕士学位的同时，有接触在自己国家不易学到的科目的机会。综上所述，MJur的选课弹性相当大，选课的策略，究竟采取保守策略，多选自己熟悉的科目，或采进取策略，向未知的领域挑战，端视自己的需要而定。个人认为，MJur因为其弹性的设计，以及学生背景的多样化（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有，与BCL人数合并每年约有近二百人），进可攻退可守，不失为台湾毕业生攻读硕士的优良选择。至于考试方式，则与前述BCL的规定相同。
以上是英国的共通情形。至于牛津，另外值得一提的有三：第一，所有的研究学位，第一年是见习生(Probationer)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将论文大纲发展完成，连同论文相关的长篇作品一篇，送由两个委员进行资格考(qualifying test)，通过后始能成为正式博士生。此一阶段的目的在于观察彼此的适应程度，以及所提的论文计画是否有继续发展完成的可能。牛津对此一审查十分重视，但背后的观念不在为难学生，乃在于节省双方的时间与资源：若是彼此的要求无法符合，与其让学生留下来苟延残喘，不如早点「分手」，方符合学生的最大利益(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students)。说来十分残酷，但至笔者当前的阶段即知，即使熬过众多漫漫长夜之后，在论文最后一关锻羽的情形，也并非不可能发生。学位之路多艰险，资格考把关严格，有其道理。至于论文主题的订定，也是吊诡的：牛津要求博士论文对其研究领域作出相当的贡献(substantial contribution)，题目自须具备一定的广度与发展潜质；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漫无边际至无法掌握的程度。其中分寸如何拿捏，是最需要借助指导教授经验之处。第二，为了改善过去放牛吃草型的弊病，近年来牛津法律系除了鼓励学生自组研究小组，增强横向联系以外，亦引进「法学研究方法论」课程(course of legal research methodology)，作为第一年研究生的共通必修课。由于仍在草创阶段，加上是系上众多老师合开，课程的方向与内容都仍在摸索中，未来若是发展至成熟阶段，未尝不是至牛津就读的额外诱因。第三，牛津对于学位之间的转换，向采弹性的态度。前面提及的四种学位，原则上都得经申请而「向上提升」，反之，亦可能在资格考时经审查委员「建议」而「向下沈沦」。
首先，普通法法系与大陆法法系，在思维方法上，似有根本的差异。非常粗略地来讲，普通法本质上是案例法，法官所作的判决是主要法源。英国的法学教育，特重判决的研读。英美法的判决篇幅较大陆法系法院的判决长许多，而且不是百分之九十胪列两造的辩论意旨，再加一段法官微言大意了结：恰恰相反，判决的主要部分在于法官的论理。对想到英国大学就读的同学而言，阅读判决的速度及抓重点的能力，是需要花时间培养的。但这里要指出的是此种思维方法对英国法学的影响：首先，他们特别注重法的实用性，对他们来说，law is what law does.其次，其背后假设是，既使是法官，在行使其职权时，终极而言仍需以说理服人。两造辩论、法官判决、学者批判，主要皆以判决中主旨及论理为本，法学便在此种过程中发展。这些对法的基本观点，似乎贯通英国法学的所有领域。
但务实的态度，并不表示背后缺乏哲学思考。恰恰相反，牛津是当代分析法哲学(analytical jurisprudence)最权威的学校。晚近最重大的发展，当推法理学讲座教授哈特(Herbert L. A. Hart)，在其「法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一书中，大幅修正奥斯汀的法实证主义，奠定了新一代法理学的基础。哈特退休后，其讲座由当时不到四十岁，批评哈特的理论最力的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接任。他每年至少会由美国来牛津一学期讲学，他的讨论课总是将University College小小的房间挤爆，雄辩滔滔，甚是有趣。德沃金于九八年退休后，由年仅三十五岁的John Gardner于二００一年接任。系上其他的法理学老师还有与哈特同着书籍的Tony Honoré、哈特的大弟子，法实证主义的大师Joseph Raz、自然法学派复兴的历史功臣John Finnis、专研法理学与语言的Timothy Endicott、着有「法的客观性」(Objectivity in Law)的Nicos Stavropoulos等人。这些学者尽管已相当资深，仍着述不断。他们上课多半像哲学式的辩论：针对同一篇教材，由老师引导，与学生进行讨论。例如Raz与Finnis两位先生，彼此观点虽南辕北辙，但多年来合开讨论课。他们极少将自己的见解带到课堂上来，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对学生所提的看法加以剖析、诘问。每个论点内部的矛盾，背后假设的偏见，在这样一来一往中，皆无所遁形，而不得不予以修正或补充。牛津近年来专研法理学的研究生，为数众多，与哲学系的师生往来亦很密切，可以求教的人力资源众多，是学习法理学的好环境。既使不是专攻法理学的老师，亦经常以法理学的角度讨论问题。哈特的「法的概念」有类似圣经的地位，有的老师甚至建议学生将它放在床头，每日睡前诵读。每个大学生在如此耳濡目染下，对其中的论证亦大多了然于胸。研究生的论文，指导教授亦常鼓励其加入理论的成本。对法理学的注重，弥漫于整个法律系，这可能是牛津学生习于深思法条或判决背后论理的额外原因。
至于公法方面，除前面已提及的Paul P. Craig教授，横跨英国与欧盟公法外，Christopher McCrudden教授专注在人权法的研究。他的课以人权的争议问题为主轴，带学生读遍美国、欧洲、及英国协的判决，虽然负担十分沈重，但收获既深且广。近年来他更将触角延伸至国际贸易法与劳工法(trade and labour)的议题，并主持美国乔治城大学John Jackson教授每年来访的研讨课。这些只是牛津资源的一小部分，其他不能一一尽数。基本上而言，法理学、英国传统法科目、国际公法、一般公法、及欧盟法，是牛津的强项。至于商法、智慧财产权法等，近来也有急起直追的趋势。但牛津法学最大的特点，应在于对基础法学问题的重视。日光之下无新事，法学发展是延续性的，整体性的，而非割裂式的。牛津彷佛一扇门，引领学生的视野往广度、深度、及传统根源三方面拓展。但这样的过程，教我们的应该是面对知识的谦卑，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知道的多得多。back
初级律师
主题：牛津大学和法学
2007-02-25 14:35
法学会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