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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评“科学家杀妻案”不要改换命题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
【文章作者】王培荫 的文章列表
【发布日期】2006年01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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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科学家杀妻案”不要改换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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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科学家杀妻案”
--------不要改换命题
（武汉大学法学院 2001 研究生 王培荫）
我们看到“科学家杀妻案”的报道和讨论已从一个法律命题“是否应判处死刑”异化为另一个伦理命题“杰出人才的生命是否比其他人更有价值”。
我们认为我们还是该回到原命题上来。综观全案，我们从已认定的案件事实可以看出：被告人徐建平是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其后为掩盖罪行而分尸。至于是临时起意的激情犯罪（直接故意杀人），还是间接故意杀人或过失致人死亡，尚存在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仅凭杀人和分尸两个犯罪情节而不考虑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和被害人的过错（对引起争吵和打斗有一定过错）即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就判处其死刑是不恰当的。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中“欠债还钱”中还包括“父债子还”。“父债”我们已经知道不需要“子还”了，“欠债”也可能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惟独“杀人偿命”的思想仍根深蒂固。
现代刑罚不仅在于惩罚犯罪，其根本目的还在于预防犯罪。换言之，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既是对其已然的犯罪行为的惩罚，也是针对其本人和其他人不再犯该罪行的预防。所以无论是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杀人就一定要偿命的朴素的报应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国家是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我们知道，死刑的内容是剥夺罪犯的生命，由于生命具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能恢复的价值，死刑从而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我国刑法贯彻了保留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从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限制性规定就可以看出，死刑总是与极其严重犯罪的最严重情节相联系，故哪怕是极其严重的犯罪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判处死刑，即使是极其严重犯罪的最严重情节，也并非必须绝对判处死刑，而是可以选择适用。适用死刑时，必须综合评价所有情节，判断被告人的罪行是否极其严重。只有罪大恶极的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罪大但够不上恶极的，判处死刑后可以缓期执行。根据刑事审判的经验，犯罪后有自首、立功或其他法定任意从轻情节的；被害人的过错导致被告人激愤犯罪或有其他表明被告人容易改造的情节的等等可以认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能排除过失致人死亡，单从被告人的行为（杀人、分尸）来看是罪大，但是从其主观恶性看，未必是恶极，其妻子作为被害人对引起争斗是具有一定过错的。并且根据《刑法》第68条第一款的规定，“有立功表现的”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又从《刑法》第78条关于减刑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属于“重大立功表现”，显然“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更是属于“有立功表现的”范畴。而该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有多项发明，至少应被认定“有立功表现”。因此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我们认为可以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意味法律面前人人的生命平等。那些上书法院为被告人求情的理由------重要贡献（犯罪前和羁押期间的发明创造、技术革新）、一贯表现以及其妻子的暴虐性格等，如果是其辩护人向法院提出，法院可以作为评价其主观恶性的酌定量刑情节加以考察，这一点是合乎法律精神的，并没有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也不存在生命价值的尊卑贵贱问题。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了，也正是尊重“法律面前人人的生命平等”，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非理性的终审判决。我们更不愿意看到一个孩子在失去了母亲之后又失去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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