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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如何面对“镜像中国”？评介《中国与历史中的资本主义》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文章作者】邱澎生 的文章列表
【发布日期】2006年0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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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镜像中国”？评介《中国与历史中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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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91.
这本论文集的焦点，放在「对中国历史的书写」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认识」两者如何扣合关连与紧密互动，编者宣称：「我们不是要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也不是要检视现今东亚的经济成长」，而是要探究资本主义「如何被视为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如何成为形塑我们认识中国相关知识的世界体系」（页5）。
编者强调，无论西方各种思想派别如何贬损中国的重要性，早自十三世纪马可孛罗（Marco Polo）描绘元朝中国「忽必烈汗（Khubilai Khan）」繁华景像以来，中国一直即是「欧洲人密切省视的对象（an object of intense contemplation）」；然而，十八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却由原本渴望亲近、贸易的「繁盛乐土」，逐渐变成一个可供有效衬托欧洲历史发展「进步性」的落后国家与文明，不仅屡被形容为「中国历史性的停滞性」（Chinese historical stagnation），甚或被断言是「中国先天上即劣逊于西方」（China was intrinsically inferior to the West）（页1-4）。这种对中国认识的钜大转变，更由欧洲向外波及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加上富国强兵的迫切愿望，使他们也逐渐接受了中国「长期停滞性」与「先天次等」等历史想象。
基于这样的观察与体会，本书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检视那些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是世界历史发展模范（the norm for the world）的各种文化与意识形态思潮，辨识那些思潮如何对中国历史提出种种曲解（distortions）。二是由辨识曲解出发，进一步设想更能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有用视野。本书的基本立场是：「若要更能理解中国，一定要回顾过去这段将近代世界历史视为是『欧洲奇迹』的历史论述，从而提炼出能够减少欧洲中心式（Eurocentric）的不同世界史视野」（页5）。
除两位编者合撰的〈导论〉外，全书收录五篇论文。[1]编者认为这五篇文章主要回答三项问题：一是十四至十六世纪之间在欧洲成形的「资本主义秩序」（capitalist order），这个所谓欧洲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成过程，究竟有何独特性？二是针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而提炼的种种观念和理论，究竟如何影响欧洲人与亚洲人看待中国历史的方式？三是在体察到我们认识中国方式深受西方资本主义观点影响下，究竟要如何超越这种对中国历史的曲解（页5-6）？
Immanuel Wallerstein（通译华勒斯坦，后文简称华氏）文章，评介诸家流行的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解释。华氏基本上肯定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2]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系统，这种系统「具有持续积累资本的基本动力」，并借用经济人类学家博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对这种「奇特」（curious）经济系统的界定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不再被嵌入于社会网络关系中，而是社会网络关系被嵌入于经济系统内」（页56）。[3]
华氏认为，历史上许多经济系统都具有「原型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m）的成份，无论是商品生产量的增长、生产者与贩卖者追求商业利润、将资本投入生产活动、雇佣劳动的发展、适合资本主义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等现象，其实都不只出现在欧洲（页34）；早在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某些区域之间即存在发达的长程贸易，遍布长程贸易线上的不少商人群体，也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页53），这些都非独存于欧洲文明。然而，对华氏而言，那种「具有持续积累资本的基本动力、社会网络关系被嵌入于经济系统内」的近代资本主义系统，则的确只出现在十五世纪后的欧洲。
如何回答近代资本主义何以独在欧洲兴起的这个「真正难解的大谜题」（a genuinely puzzling question）？[4]华氏在批判诸种「文明性解释」（civilizational explanations）后，提出他所谓的「辐辏性解释」（conjunctural explanations）。被华氏归类为「文明性解释」提法的学者不少，[5]这些学者尽管分属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结构性秘密」，主要归因于某种「导致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出现」的欧洲「长期『文明性』特征」（页35），韦伯的「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最为其中典型。华氏质疑：如果真有内在于欧洲文明的资本主义特征或是「深层根基」（the deep root）存在，何以欧洲要到十六世纪甚或是十九世纪才真正出现英国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页42）？华氏认为，历史上其它经济系统其实也都各有「内在含括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contained” capitalism tendencies），问题在于：「内在含括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究竟是如何冲出那些限制他们发展的障碍？」（页43）华氏提供另类的「辐辏性解释」：十四至十六世纪间的欧洲，发生了诸如封建领主（seigniors）、中古国家、教会以及蒙古人扮演欧亚大陆「北方通路」势力的衰微，因为这四种因素的同时汇集辐辏，才使欧洲能够突破那些限制「内在含括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诸种因素，近代资本主义才能成功在欧洲发展。
Gregory Blue（后文简称布氏）的〈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潮〉，追溯了过去八百年来西方人如何解释中国文明本质与意义的变迁梗概。布氏将这个对中国文明评价的变迁过程区分为五大段：中古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惊异艳羡」（wonder）、十七与早期启蒙时代的「意见杂陈」（mixed opinions）、十八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化声名江河日下」（the decline of China’s cultural reputation）、后启蒙时代「种族恐华症」（racialist sinophobia）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远景」（new vistas）。布氏讨论相关文献甚伙，限于书评篇幅，无法介绍。
布氏在文章后段则集中分梳了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所谓「历史稳定性」（historical stability）为数千年中国文明基本特色的相关问题。不同时期欧洲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国文明「历史稳定性」时，其实背后各有不同的「本土」关怀。十七世纪欧洲思想家主要关心当时欧洲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中国经验」正好于提供借鉴，儒家「德治」影响下的「历史稳定性」，被视为是中国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的结果，正好可用以讽诫当时贪婪的欧洲君主。但当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人评论欧洲与本国政治而印证「中国经验」时，当时法国专制王权已成孟氏的批判重心，中国的「社会秩序稳定」乃被解读成为专制王权强行压制、民意无从宣泄的恶劣政治表征；孟氏甚至还将中国这种专制政治（despotism）归因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不可抗力」自然因素的影响。所谓的「历史稳定性」，在孟氏看来，其实只是反映国民在专制政治、自然因素限制下而使个人失去法律保障乃至自由意志的结果（页86-89）。下及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思、约翰‧弥尔（John S. Mill）等人，也各因不同的「本土」关怀，而对中国经济状况有更多描绘（页89-94）。在布氏看来，这些人对中国经济结构所做的「分析」，不仅「对中国复杂的财产权形式与私人财产权性质缺少基本的理解，更对中国历史上丰富的都市生活经验、农业生产关系、乡村地主作用、乃至全体经济发展实况，全都罕见检验。这些对中国的疏漏观察（oversights），反映的主要是他们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特别是他们对当时欧洲劳工阶级革命迫近问题的预测与关心」（页95）。
其后，韦伯在「世界诸宗教」议题下对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阶层做了较多分析；1920到1930年代的苏联，也曾发生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本质的辩论，提出不少对中国历史的新思考。但是，在布氏看来，韦伯其实「低估了传统中国伦理思想的复杂与丰富，以及传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力与成就」（页99）；苏联的「前近代中国」历史大辩论，虽然有偏重「生产条件影响社会关系」和「特定社会形成过程中主要阶级矛盾」的两大流派，也的确碰触到不同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出路，具有突破「历史稳定性」的中国论述，但可惜并未在1930年代之后得到进一步论证（页108）。
Timothy Brook（卜正民）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代史书写〉，讨论近代日本、中国、俄国等学者书写「中国史」的演变历程，区分了四类书写传统：第一波的「当代」中国史书写传统；马克思史学的「封建社会」论述公式；韦伯学术影响下的「亚细亚主义」（Asiaticism）论述；前近代中国的「潜伏资本主义」（embedding capitalism）论述。在卜氏看来，这四类中国历史论述其实都具体反映了「资本主义概念如何影响二十世纪中国与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与书写」，这些中、日现代史学家们，透过「资本主义」这个外来语，透过认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等思考与论辩过程，而对「中国整体历史进行了理论化的过程」（页110）。
康有为、梁漱溟、梁启超、严复、夏曾佑，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下的「国粹」学派、「疑古」史学，以及受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影响冲击的日本「东洋史、西洋史」史学教育体系、内藤湖南的宋代十世纪中国为「近世」说等等，都被纳入「当代」中国史学书写传统做分梳。日本学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原典、李大钊、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陶希圣，乃至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周谷城、吕振羽等相关著作，则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阶段论、封建社会」论述传统做分析。第三支现代中国史学书写传统，表面上是主要受到1920至1930年代苏联分析前近代中国社会本质的影响，但在卜氏看来，其实这支传统更受韦伯派学者主张的中国「封建官僚阶层」（feudal-bureaucratic stratum）论述牵引而不自觉（页140-142）。Karl Wittfogel（译名或作魏复古）、王亚南、李季等人的「东方治水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提法，都是这派史学书写传统。第四支现代中国史学书写传统则可名为「潜伏资本主义」论述，无论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所讨论的诸种「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或是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乃至余英时自1984年起援引韦伯「新教伦理」命题对明清「商人精神」所做的思想文化史分析（页153-154），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工商业作用有更多探究。
尽管中、日两国史学家对工商业冲击传统中国社会程度有不同评价与立场，而且，并非所有学者都接受「封建社会」这个「十九世纪马克思—列宁式术语」（页155），中国历史解释中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之争，仍要持续下去。卜氏相信，当现代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目前中国大陆如火如荼开展之际，西方历史经验愈来愈难再被视为是「历史」（History）的开端，当代史家在形构史学解释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时，必将会有另一番新局面。总结来看，「西方资本主义概念持续主宰了二十世纪大多数史学家所建构的中国历史」，卜氏主张：只有将所谓的「西方兴起」这个历史学议题，改视做一个更像是「地方性的现象」（a local phenomenon）而非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终点」（a global destiny），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避免二十世纪史家的覆辙（页157）。
Francesca Bray（白馥兰）〈迈向一种批判性的非西方科技史〉，在简论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有关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色与限制后，提倡并示范了如何重估中国科技史的基进（radical）新方法。白氏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的传统中国食粮裁种以及丝、棉纺织生产历史为基础，界定了她所谓的科技史研究基进新方法：「不要把科技现象窄化为单纯的效率与否的考量，也别再理会西方资本主义理性（capitalist rationality）那套研究范式，要用更符合历史实际、更富创意的提问，去考察当时人如何选择科技发展方向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应该将科学技术重新嵌植在本地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中，考察科技如何形构平民物质世界中的各种工作流程，或是科技如何造就改变了各种社会人际关系」（页207）。
白氏对传统中国物质文明进行考察，将科技发展连系到中国自身的文化、经济与政治条件中。不论是公元九到十三世纪间所谓「唐、宋变革期」发生的中国经济重心由华北转到华南的现象，或是十五世纪以后明清江南等地商品化现象逐渐主导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过程，一般学界习惯探究「单位生产量」是否面临发展上「顿挫」、停滞，或是比起近代欧洲如何、为何落后等课题，白氏认为，这些问题其实都已缺乏新义，更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生产总数量成长后所带动的「生产组织方式」变迁，究竟如何和政府提倡的「男耕女织」等意识形态互动、究竟如何重塑既有社会人际关系以及家庭内的性别分工观念（页167-168）。[6]
对白氏而言，科技不只是生产效率高下的问题，而更是种种「科技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s）的展现，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活动与产品，其实可被视为是分属政府与民间的各种团体与个人，在各自不同的意义与价值观下，面对科技「所展开的持续对话与争论」；这些对话与争论不仅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并且能够「稳定、转变或是发展某种社会秩序」。（页167）白氏这种偏重科技如何在既有价值观限制下实践物质生活、建构社会秩序的观点，她称之为「一种新的物质论」（a new materialism）。白氏并且做了以下提醒：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所建构的各种理性考量，如同现代科技的设计一般，其实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近代西方人假想了一套可用来满足消费数量扩增的偏好模式，将生产规模由小变大视为进步，预设了一套所谓的笛卡儿式（Cartesian）身、心分离思考习惯，以及来自道德经验的特殊美学观念」（页207）。
王国斌（R. Bin Wong）的〈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传承〉，开宗明义即点出：「当我们以欧洲发展经验做为典范时，人类所有其它的历史发展经验即显得异常，我们便开始跟着追问世界上其它地区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错误」。在此发问习惯影响下，所谓的「停滞」（stagnation），便成为形容中国历史「异常」特色的代名词（页210）。然而，在王氏看来，传统中国不仅确实出现经济成长，而且这种成长背后也反映了独特的动力。尽管中国与欧洲内部各有不小的区域性差异，但若进行整体性比较，公元十到十八世纪间的中国与欧洲各自经济成长经验，仍然表现三类共通的演变趋势：市场交易与长距离贸易的成长；移民带动的处女地开发与农业技术改良；乡村工业的扩展（页215）。这种源自「商业化」所驱动的经济成长，共同存在于此时期的中国与欧洲。借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对当时市场扩展带动社会分工、经济成长所做的分析，王氏称之为「斯密型动力」（Smithian dynamics）。[7]
由公元1500年到1800年间，在中国与欧洲这片「欧亚大陆」（Eurasia）上，都经历了由「斯密型动力」所推进的经济成长，王氏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然而，中国与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则各自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political economy）内，双方用以整合「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建构」（state making）的联结机制（the fit），具有显著差异。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农业帝国型政治经济体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empire），而欧洲则是列国军备与商贸竞争竞烈的政治经济体制（页220-221）。尽管明清中国政府并不如某些学界刻板印象所谓的实施「抑商」政策，对于市场运作如何有利国计民生与农民生活，不少明清官员都抱持着明确的肯定态度，政府也基本将这种肯定态度落实到各种经济政策中（页223）。但是，比起当时欧洲政府着眼增加财税收入、进行军备竞赛，从而重视商贸税收与商人借款，相较于这种欧洲「国家建构」的整体趋势，中国政府确实不够重视商业税收与商人对政府财政的贡献。
明清政府有两套基本的经济政策原则，无论是采行对官营矿场、盐业「开中」专卖等「直接干预」（activist and interventionist）经济政策，或是保障市场交易安全、鼓励民间绅商协助救荒赈济事业等间接监督（monitoring private sector）经济政策（页222）；同时，并实施三大经济政策：透过奖励耕织生产、兴修水利等政令，推进全国农村的生产事业；持续调查全国各地的粮价季节性波动、降低区域间食粮流通障碍、倡建各类粮食仓储体系等手段，藉以平抑物价波动与进行财富重分配；鼓励人民移垦开拓新耕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页226）。王氏认为，明清政府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则与目标，都放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而非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或是全体「国家财富」；其基本作法是缓和或压低江南等富裕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拉低其与其它国内贫穷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页227）。
两相对照，欧洲政府则在十六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早期间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经济政策与基本原则下，逐渐确立了以国家「权力」联合大商人「财富」的「经济发展」路线，进行诸如压低工资与降低利率等一系列短期看来不利于一般平民与国内落后地区的经济政策（页227）。在整合「商业资本主义」和「国家建构」的联结机制上，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历史，乃在十九世纪以后出现了较明显的差异。对王氏而言，问题不在所谓的「前近代」（pre-modern）中国究竟「出了什么错」（what went wrong），而是双方在历史转折点上为何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再生产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王氏相信，理解其中的历史转型差异，将会有助我们预测未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页245）。
这本《中国与历史中的资本主义》论文集，令我受益良多。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文章对欧美学者如何讨论欧洲经济成长「奇迹」的众多研究成果，提供了简要有用的分类与深入阅读的线索。王国斌、白馥兰的具体研究，可以思考明清与同时期欧洲政府如何在经济政策上反映出商业发展与国家建构的不同整合机制，并领略科学技术转变如何可以连系家内劳动分工、政府统治的意识型态乃至社会秩序转变等问题。另一方面，布鲁（Gregory Blue）与卜正民文章，则分别从欧洲人如何透过「中国」认识自己、中国人如何透过「欧洲」认识自己的不同层次，将双方众多学者长期建构出来的中国历史「独特性」，予以重新分类，并考察各种论述的流派与传承。
由这本论文集所讨论的各类史学论述看来，研究者个人究竟如何定义、认识与评价人类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真是关连重大。不仅影响学者看待自己所处现时世界与本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基本立场；而对于那些专门书写中国历史，或是书写欧、美、日本历史而旁及兼论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实也都在他们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特定视野下，书写着各种「中国历史」。因此，这些书写内容，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这面大镜子下所看到的中国历史，其实也就是诸种「镜像中国」。《中国与历史中的资本主义》论文集的出现，给读者一个拉近距离、观看「镜像中国」如何显像成形的机会。
那么，不用「资本主义」发展史这面镜子来看「镜像中国」究竟行不行？我想，至少对研究明清中国商业史、经济政策史、经济发展史、科学技术史的人，答案恐怕是很难避免。较实际的做法，毋宁是回头检查自己惯用的镜子，对自己心中所持「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既定观念，无论清楚或模糊，总要经常反省与调整，看看自己惯用的镜子系属何种「品牌」？是由那些「厂商」制造、那些「代理商」流通？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设计生产与经销发货等问题；若是镜子上灰尘污垢太多、或是镜子棱角反射过于杂乱，也要及时处理。《中国与历史中的资本主义》论文集给读者一个认识镜子品牌与改善镜子品质的好机会。当然，有些人坚持自己可以看穿「镜像」、直指中国历史「真相」，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本来就与中国历史无关；另有些人则在阅读、书写中国历史时抱着「古为今用、郢书燕说」的态度，但问如何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建立「法治」，至于「镜像中国」是否曲解中国历史，有时也真无心讲究。读者若不是这两类心态，本书必能提供启发。
* 现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个人网页：http://www.sinica.edu.tw/~pengshan/
[1]分别为：Immanuel Wallerstein〈西方、资本主义与近代的世界体系〉，Gregory Blue〈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潮〉，Timothy Brook（卜正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代史书写〉，Francesca Bray（白馥兰）〈迈向一种批判性的非西方科技史〉，王国斌（R. Bin Wong）〈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传承〉。
[2] Andre Gunder Frank对此点则有强烈的批评，认为近代欧洲其实并不独特，华氏这种观点仍是不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见其专书《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本书英文原名：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特别见页79。
[3] 语出：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57.本书已有中译：《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博兰尼有关「经济」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变迁的提法，在下文有更丰富的讨论：Karl Polanyi, “Aristole Discovers the Economy.” in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7, Pp.64-94.
[4] 语出：Paul Sweezy, “A Rejoinde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Ed. Rodney Hilt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p.106.
[5] 华氏引用这些学者的以下著作：Max Weber,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Perry Anderson,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Michael Mann,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1760 A.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an MacFarlane, 1977,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Alan MacFarlane, 1987.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Robert Brenner,1985.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In The Brenner Debate, ed. T. H. Ashton and C. H. E. Philp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13-327. Luciano Pellicani, 1988. Saggio sulla genesi del capitalism alle origini della modernita. Milan: SugarCo Ediz.
[6] 白馥兰另有专书对明清丝棉纺织生产技术如何重塑当时「性别、工作（work）」之间意义进而冲击所谓「家父长权威」问题，有更仔细的论证：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本书有篇较长书评可参考：连玲玲，〈科技世界中的性别关系〉，《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6(1998)：259-270。
[7] 王国斌1997年专书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则更仔细地区分了四类经济成长动力：由劳动分工与商业扩张所引起、由投资增加所引起、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由更有效的经济组织而提高产出所引起（参见该书中译本：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页56-57）。
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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